把窗户纸捅破了，好坏事、好坏人分得清。麻烦的是那些交际花，她们说是‘卖笑不卖身’，其实是假话，骗鬼！她们脑袋里花花事多，人也邪。有个姐妹和管理干部说：‘你去过百乐门吗？吃过大菜吗？’管理人员只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时就让她下不了台。于是就骂人，砸东西。”
“可这姐妹如今也工作得很好……在人民政府面前，她不行，差得远呢。”俞也承认改造的威力，起初她瞧不起杨所长，“事实最后证明她比我们强一百倍”。
贺宛男也回忆说，“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跟妈妈去过几次教养所，发现这些女人一点一点地在变。她们不再疯疯癫癫地大谈男人，而是满头大汗地织袜、摇毛巾，休息下来，便唱歌，读报。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捧着一张报纸大哭起来，原来报纸上刊登着记者采访她转变经过的报道，后来她那失散多年的丈夫按着报纸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教养所，和她夫妻相会了。”
释放——“新疆没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
1953年，教养所开始陆续释放改造好的妓女，标准是政治表现好；疾病痊愈，无恶习；有技术，社会上能接收。
家在乡下，在上海没有亲戚的，一般都送交她们的老家，上海有亲人的，被分配到城镇工厂里工作。而第三类无家可归的，由劳教所的一些工作人员陪着，送到甘肃、宁夏和新疆的国营农场中。她们中很多人同意去，因为有结婚从良的机会。
“新疆没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我们这儿的妓女无家可归，妓女出身找对象也不容易，我们就介绍她们到那里。……自愿报名。1955年到新疆的有500多人。”杨洁曾回忆说。1956年，俞欣芝离开教养所，被劳动局安排到服装厂。
1958年，该所的使命完成，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改造。自1951年起，在里弄里，新政府逐渐建立了一套群众积极参与的监督网，与国家权力相连，使得妓女和老鸨无处安身，更别说重操旧业。
而那些被改造过的妓女，政府的意图是把她们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家庭关系中，使她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但是在后来的回忆中，我们能见到的大都是少量所谓“先进分子”的“今昔对比”，更多的妓女返回社会后的命运如何，则不得而知。
俞欣芝在“大跃进那一年”结了婚，丈夫是三轮车工人。俞回忆，“介绍人曾和他讲过我的事，他同意先见见我再说。我这个人是很直的，头一次见面我就说：我旧社会是‘万人妻’，让政府教育好了；可是总有污点，对不起你。这种事成就成，不成不能强求。”他说：“以前归以前，现在好就行。”我说：“我现在是先进生产者呢！”一来二去，事就定下来了。临结婚我问过他：“你就不嫌我？”他说：“我这么大岁数能找个人不错了，你得给我生个儿。我们不能绝了后。”我告诉他这可保证不了，我打过两胎呢。他想了想说：“那也结吧，有感情了。咱俩都是苦人儿呀！”
结婚后的生活很好，他人老实厚道，很疼人。他是去年去世的，女儿差一个月就大学毕业了，他没赶上就走了……我曾问过他：“旧社会你就那么干净？”他脸红了半天说：“踏三轮车的没几个娶得起老婆，有几个钱就走邪道去坏地方呗。”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谈过往事。对，是不堪回首呀！说不定我们是旧相识呢！即使是，也认不得了，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姐姐妹妹站起来》你们看过吗？是写我们的，很真实的。真可惜，二十多年没演这个电影了”俞欣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