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西天“神路”
收缩后，原来我们摄影部是12个人，后来全部走了，只剩我一个，所以我就从记者站撤回拉萨，留在编辑部。
那时候已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达赖，副主任委员是班禅和张国华。《西藏日报》实质上是党的机关报，但是名称上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是西藏筹备委员会的机关报。所以报社的编辑委员会里，除了工委任命的党员，还有西藏的上层人士。
当时报社的副总编里有三位，其中一位是擦珠活佛，是西藏的学者，也被人称为西藏大诗人。他名望很高，过去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是西藏历史上最早的一个留学生，东渡日本留过学。
噶雪·顿珠也是副总编，他还是达赖喇嘛的口语翻译，有时他主动跟我说，今天哪里有什么重要活动，不报道没有关系，陈先生你去拍，将来可以做一个资料。
他是每天穿黄袍马褂，一身贵族的打扮，他走到哪里，人家都要低着头，让他先走，伸着舌头，表示敬畏。我跟着他，一路畅通无阻。布达拉宫或者罗布林卡，我都能进到里面拍。
当时除了我，在拉萨还有很多记者，有新华分社的，还有拍电影的，但他们就很难有这个机会，一般不让他们去。他们也很难找到像噶雪副总编辑那样的人，给他们引路。
我还拍到了达赖出行的场面。那是在1958年，达赖喇嘛要考格西，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要从哲蚌寺去到色拉寺。噶雪提前跟我说，有这么个活动，去看看，可以拍点照。我就跟他去了
达赖平常都在布达拉宫或者罗布林卡居住，极少出来，除非是有什么大事。那个时候的达赖喇嘛已经是全国人大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国家给他配了一辆很高级的轿车，是当时苏联的“吉斯”车。当年只有毛主席、周总理还有一些中央领导才有这个待遇。给他也是这个待遇，班禅也是这样，一人一辆“吉斯”车。
但他很少坐。他出行都是坐轿子。轿子是用黄色的绸缎蒙起来的，轿顶是金顶，叫黄轿金顶。这是清朝顺治皇帝赐给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当时的意思是皇帝给信得过的大臣的赏赐，是非常高的恩惠。五世达赖也认为这是皇帝对他特别的照顾。所以他把轿子弄回来之后，出行就要坐这个轿子。从五世达赖起，每一世达赖，都沿用这顶轿子。几百年来这轿子也坏了，就按照原来的样子修好。
1958年8月的一天正午，在拉萨色拉乌孜山南麓小道两侧，事先用石头子各铺出一条警戒线，做出标志，中间是 “神路”。 一列威严肃穆的队伍，占据了这条荒漠而神圣的土路。贵族、僧侣身穿用苏杭丝绸缝制的官服，骑着高头大马。按照旧制，僧官在前，俗官在后。人们簇拥着一顶用黄色锦缎包裹着的大轿。达赖就坐在这顶大轿里。轿前有人秉持着用孔雀羽毛制成的伞“孔雀伞”，轿的上方还撑开一顶帷幔式华盖，撑伞者用手不停地转动着它。
西藏地方政府首脑骑马护轿而行，其他官员按照职位品级高低，威风凛凛地依次行进；徒步者均为农奴或家奴，但佩带整齐、服饰鲜明，他们是贵人的护兵和侍从，沿途忙忙碌碌，牵马执镫，护卫并侍候着自己的主人；十六名“清兵”装束的轿夫，肩膀稳健，步伐协调，小心翼翼地抬着御赐之轿，徐徐向前移动……
没有人有机会拍摄这个场面。周围都是戒备森严的。因为噶雪的关系，我不但拿到特别通行证进入这个活动，就算是近距离给达赖坐的轿子拍照，也没人阻拦。
目击萨迦王朝
1957年秋，我去了萨迦地区采访，同行的有日喀则专区干部黄万俊，他是甘南藏族，十八军西北支队的老战士，非常风趣幽默。
那时交通靠驿道，骑马的话，也得3天。我们带上行李和酥油糌粑，从日喀则出发，翻过海拔五千多米的加措拉山，才到达萨迦地区。萨迦地区在冈底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山谷间的一座紫红色城堡就是萨迦寺，非常壮丽。
我们先拜会萨迦寺总管卓巴喇嘛，向他献了哈达，递上介绍信和礼品，说明了来意。萨迦之前几代首领都曾在中央朝廷做过大官。
卓巴把我引见给萨迦法王。这位82代萨迦法王，名叫阿旺索朗杰布，1947年81代法王死后，理应由平措颇章长子吉美多杰继任，但卓玛颇章不同意，双方上诉噶厦，噶厦让他们抽签，结果却给卓玛颇章抽中，由阿旺贡噶索朗担萨迦“大钦”。小法王跟随胞姊荣吉古秀生活，住在南寺东侧的卓玛宫殿。
小法王还只有13岁，坐在宝座上时很严肃，但私下里就很活泼。当他看到我们这帮汉族客人时，显得十分高兴，目不转睛地看我拍照，还摆出各种姿势，叫我给他拍。又要我教他用相机，然后抢了相机就跑，在花园里拍东拍西，咔嚓咔嚓耗掉我许多底片。后来我要再给他拍，他说等一下，自己跑到房间里去翻箱倒柜，半天才出来，抱着一个金印。他认为这是一个传家宝，非要给我看。据卓巴说，那金印是萨迦派的镇寺之宝，是元代忽必烈皇帝赐给八思巴的“大宝法王”之印，印上镌刻的，是八思巴为元帝创造的新蒙古文，又称八思巴字。
第二天，我还拍了小法王“上朝”。他身穿绸缎黄袍，头戴法冠，在一顶大伞华盖下面走出宫殿，内侍们前呼后拥，把他扶上法王宝座，接受僧俗官员的施礼和禀报。
平叛时缴获六大包毒品
跟农奴的接触，有是有，但都不深。原因是我们领导都说，不要去惹领主，你要是跟农奴打交道，他们就以为你在做农奴的工作，会很反感。你可以拍照，但是不要深交，不要问这问那，一问就破坏了统战工作。
不能报道，我就拍照。1959年叛乱之前，我就不断地下乡，拍摄农奴的生活，尽管有很多的风险。那个时候社会很紧张，我经常从一些汉族干部那边听到消息，说在拉萨周围有些地方经常发生叛乱，枪杀我们部队的人。
我大部分都是跟工作队一起走，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比如医疗队、放粮队、兽医防疫队、宣传队，还有很多的工作组，只要他们愿意带着我，我就跟着去。有一次骑马骑得最长时间是在后藏，就是在日喀则地区，骑马骑了三个月，最后在雅鲁藏布江的上游地区，坐着牛皮船，漂流而下，漂了四天。
工作队下乡，首先得去地方政府开路条，开介绍信，这样下乡后才能有人接待，住宿、换马什么的。下乡后，还必须跟那个地方的领主交涉，给领主送礼，送哈达，送绸缎，有时还送银元。所以我们下去往往是浩浩荡荡的，五六个人也好，十几个人也好，都跟着一大群毛驴、骡子驮东西。别的不说，光是大洋，就好几箱，一箱就是一千块。
通常是要送两三百块大洋，有时遇到大领主，就是一箱大洋都送过去了。领主收到这些礼物，很高兴，就会让管家帮助我们开展工作，跟农奴说上面来人了，内地来的官员都非常好，可以找我们帮忙，有病来看病，有其他要求也可以提。
像现在公开报道的那些刑罚，我大部分都见到过。几乎每个庄园都有自己的监狱，都有自己的法庭，领主认为哪个农奴做了坏事，就抓起来，用皮鞭打还算轻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刑罚，挖眼睛，割鼻子，割耳朵，剁脚剁手都有。但刑罚的现场不让拍，只能事后拍摄农奴的样子，比如断手断脚的残疾人。
拉萨街上还有戴着镣铐在街上讨饭的乞丐，这些乞丐就是监狱的犯人。监狱不给他们伙食，他们必须在一定的时间，上午或者下午，两三个小时之间上街讨饭，讨到多少算多少，讨不到就饿肚子，然后回到监狱。边上会有西藏的警察在旁边盯着。能讨饭还算是好的。有些领主庄园监狱里关着的犯人，根本不能出来。
1959年3月20日，拉萨发生叛乱。我不光是拍摄到战斗的场面，在此之前，我也拍到过叛军的活动，像他们怎么去罗布林卡集结、街上的示威游行、一些作战的工事，当时都有纪录。
拍到集结是事先听到消息，知道他们会从哪儿走，我就从小路插上去，拍完了就跑。可能他们没发现我，或者发现了也没有对我开枪。
拉萨的巷战是3月20日到22日，就这几天的时间。跟叛匪交战的时候，大部分藏族老百姓不明真相。当时越打越乱，用高音喇叭广播，是用藏语，用汉语他们听不懂。就是叫他们不要出来。
叛乱开始后，在机关工作的藏族人就受到威胁。叛军放出话，限定他们在某月某日前必须要终止与所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来往，不准上班，要是上班的话，就是藏奸，要杀掉他们。
我那时负责给报社的上层藏族人士做工作，劝他们搬到报社来住，不要再住在以前的官邸里，以免被叛军杀掉。
领导还安排我为这些藏族人士组织俱乐部活动，要让他们感觉到组织的温暖，免得不习惯新环境，又要动摇。我会拉手风琴，就每天晚上都组织舞会，还教他们唱一些革命歌曲，像苏联爱情歌曲《红莓花儿开》等。
平叛战斗中我立了功。我带领的战斗小组缴获了一百多支长短武器，手枪、长枪，子弹是整麻袋装的。我们还额外缴获到毒品，像巧克力一样的，一大包就是一公斤，缴了六大包。
到1960年，因为在新闻战线表现积极，我被评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等于全国劳动模范。得到消息是1960年5月，我在珠穆朗玛峰上，正准备跟着中国登山探险队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电报就催着我下山，回拉萨，原因就是说我被评上这个称号了，要到北京开会，不能耽误这个重要的活动。所以我就很不情愿地从山上撤下来了。
回到拉萨以后，我们的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他是一个老干部。他跟我说，小陈我跟你讲，你不能像过去那样填履历表，家庭成份不能乱写什么“官僚地主”或者“官僚资本家”。我仔细看了你的档案，现在给你做一个明确的规定，你以后就填写一个词：旧军官。这时我心里一块石头才完全落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