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到重庆，被安置在宋氏的另一位兄弟宋子文的房子里，他是蒋介石驻华盛顿的特别代表，对于他，玛莎·盖尔霍恩也许是出于细腻(她发现那屋子特别脏)，总是称之为“叫我称它什么好呢”。玛莎对于他们在重庆与要人的会面的记述十分有趣，因为在当时《柯勒支报》中出现的东西和她1979年在随笔《马先生的群虎》中相互矛盾。通过王炳南的德国太太(玛莎说是“荷兰人”)，他们受邀会见了周恩来，这个名字对玛莎来说并未意味着什么。然而海明威曾从乔里斯·伊文思那里听到这个名字——海明威在西班牙结识了这位电影摄影师，伊文思后来在中国拍摄过开创性的影片。海明威伉俪被戴上眼罩，领进“直接来自詹姆士·邦德，但是比詹姆士·邦德要早得多的场景”，进人一间小小的用石灰粉刷得雪白的地下室。周氏有着“很明亮的、含着笑意的眼睛”，但是玛莎在1979年写的时候，却没记住多少这场谈话。她在1941年美国杂志文章中没有提到过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但是在1979年，她写道:“我们认为周恩来是一个赢家，是我们在中国曾经遇到的真正好人，如果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样板，未来是他们的。”
在《马先生的群虎》中，玛莎·盖尔霍恩描叙了和蒋介石夫人以及蒋介石大元帅本人的会见，后者似乎认为出现时未戴上假牙便是对他们的特别恩宠。她认为他俩“喷射出宣传”，并且描叙了当她向蒋夫人婉转地提到街上患麻疯病的乞丐的可怕状况时，会见是如何糟糕地结束的。蒋夫人非常严厉地做出反应，她声称中国没有把麻疯病人拘禁起来，当玛莎的祖先还在树上的时候，中国的文明已经蓬勃发展了。然而，有人曾经指出，玛莎在第二天还进行过第二次采访，有关这次的记叙在《柯勒支报》(1941年8月30日)一期中有过报导，在文章中，玛莎描写了蒋介石夫人是如何勤勉地工作(“没有哪个苦力一天工作时间比她更长”)，说她非常慷慨，并受人爱戴，说她的姐姐孔夫人从来没有贪污，而是“为中国”牺牲了许多，尤其是当中国债券的价值下跌时，他们出于爱国，买入许多，当价值上升、他们遭到损公肥私指控时，是如何感到尴尬。显然，到了1979年，当玛莎把伦敦作为基地时，已不需要代表蒋介石和他的夫人进行任何宣传了，而且有更加充分的理由提到周恩来，因此两个叙述之间存在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