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芳老师您好！很高兴见到您。来之前，我拜读了您的自传体新书《岁月有情》，很全面，很真实，也很生动，真没想到您的革命经历这么丰富，更没有想到您还有一位革命的妈妈。
我在书里写的很坦诚，都是真的，包括我的感情生活。其实我妈妈的经历比我丰富多了，她老人家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总理曾对我们说过，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我娘对党的事业贡献多大，总理心里最清楚，他对娘的评价比对我们兄妹几个加起来都要高！1944年，组织上安排我娘去延安治病。在那里，她见到回去参加整风的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对娘的精神称赞不已，当面对她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一位中将夫人，像你这样，确实难能可贵。”新中国刚刚成立，日理万机的总理就抽空到北京法通寺的家去看望我娘。我娘去世后，他还为我娘的墓碑题了字“廉维同志之墓”。据我所知，总理为革命母亲题写过墓碑的只有两位：一位是我娘，另外一位就是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同志。
瑞芳老师，您是我们敬仰的老革命家，老艺术家，一生经历丰富而坎坷，这些都在您的书里得到了体现。我今天来，还是想麻烦您再谈谈解放后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期间的一些难忘的人和事。
这些我书里都写了。
是的，我看了，这真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记录。解放后，您一开始是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来又到中国青年艺术剧团，在话剧《保尔·柯察金》中饰演冬尼亚，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话剧，一直到1951年10月才到上影。到上影前，您还去向周总理作了告别？
我到上影前曾经给总理写过一封信，大致意思是：
我奉中组部之命，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了，过了中秋之后十八九号动身去沪，矛盾了很久的舞台、电影问题，不解决自解决了。
我直接收到组织部给我个人的信，决定我的工作调动，恰在我被批准参加土改学习中途，使我觉得很突然，后来方知组织部早有此决定，剧院当局拖延未执行而已。
调动不调动，在我都没关系，主要是思想上解决问题，一切问题都可解决了。我很惭愧我的工作做的太少，多工农兵的打哈哈、思想感情体验太差，对新人物的创造缺少把握，这是我目前最关心、急于下放的原因。年初我们曾有过两个月的工厂生活，使我们这群知识分子有了很大的收获。工人同志的集体性、主人翁感、对国家人民的负责态度、对未来充满信心等，扩展了我们的心胸和视野，在大踏步前进的欢乐的队伍中，确实觉得个人的事显得多么不足道。
此次参加土改未成，预备到华东局去争取参加，组织部也答应为我写信去，多在生活里锻炼改造自己。希望您将来在我拍的片子中能检查我这方面的成绩。过去您对我鼓励过多批评太少，这是我向您提得意见。
在北京虽然很难见到您，但总觉得随时可以见到您。现在离开北京了，觉得与您分别了，特向您告别问好，祝您健康！小超大姐好！
总理对我一直是很关心的，在重庆时，总理就是我的单线联系人，我的组织关系一直到解放时都在总理那儿。那次我去西花厅，总理留我作了一次长谈，我毫无保留地向党组织坦露了我在感情生活上的困惑、烦恼，总理耐心地听我讲，在倾诉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得到了一次净化，我明白了要做一个共产党的好演员，不仅政治上业务上对自己要求要严，在其他问题上也应该有共产党员的好品格。
总理在重庆第一次和您谈话时，就勉励您做“共产党的好演员”，那么这次总理又对您提了什么要求吗？
总理对我一直是鼓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