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社会，报纸在经济上完全缺乏独立性，赖以生存的根本不是发行与广告收入，而是某个政治集团的资助和津贴。而对于军阀政府而言，他们必然想垄断传媒，极尽一切手段封闭这个空间。
1925年，北京政府为了掌控舆论，给全国一百多家报馆和通讯社发放了补助性的津贴，作为“宣传费”，并将其分为“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同属于六家“超等者”之列，每月有津贴三百大洋。林白水该老实点了吧，但此公又岂是区区数百元便可封口的软骨报人？双方的冲突至此也变得无可避免了。
遇害天桥，“广陵散绝矣”
林白水一生不攀附任何势力集团，也决不顺从某个铁腕人物的意志，唯独对孙中山有着极高的敬意。
1924年2月，孙中山抱病来京，林白水连续发表《吾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文章。
1924年秋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当了一年零二十多天总统的曹锟被赶下台去。林白水发表时评《哭与笑》，将那些窃居要位、贪得无厌的军阀们试图极力捂盖的事实真相，一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11月10日，他又发表时评《请大家回忆今年双十节》中，以吴佩孚、曹锟这些军阀滥行杀伐、终归惨败的事实为证，推导出“武力靠不住，骄横乱暴贪黩之可危”的结论，同时发出警告:“继曹吴而起的军事当局”应当“就拿曹吴这一幕电影写真，来当教科书念罢了”。
在这篇文章里，他也举孙中山先生为例:“孙中山所以敢于只身北来……就是他抱个三民的主义，能得一部分的信仰罢了……要是没有主义，单靠兵多地盘广，那末曹吴的兵，曹吴的地盘，何曾不多不广，为什么不及三礼拜，会弄得这样一塌糊涂？”这是一篇见识不凡的文章，义正词严，令人折服。
1926年4月，直奉联军进京，北京城一时大有乌云压城之势。林白水仍挺身而出，迎刃而上，在时评中斥军阀为“洪水猛兽”。8月5日，他在《社会日报》发表时评，讥讽抨击那些在强势者的卵翼下胡作非为的宵小之徒。这一次，依附于军阀张宗昌幕下、号称“智囊”的潘复撞到了枪口上:
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腰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
次日晚上，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之命，乘车来到报馆，略谈数语，便将林白水强行拥入汽车。报馆编辑见势不妙，赶紧打电话四处求援，林白水的好友薛大可、杨度、叶恭绰等人急匆匆赶往潘复的住宅，找到正在打牌的张宗昌及潘复，为林白水求情未果。
第二天天色微明时，林白水被宪兵拉到天桥，连话都来不及说一句，就被一枪打中后脑。附近有居民听见枪声赶来，只见身穿灰色大褂的林白水倒在路边，头发上沾满血污，双目微睁，还有微弱气息，而刽子手们早已离去。
奉鲁军阀刚刚入京时，京报社长兼主笔的邵飘萍，就已经因宣传“赤化”罪名而饮弹身亡，继之勇士便是林白水，不足百日，又遇害天桥之下。此二人一去，很让人有“广陵散绝矣”之叹。
○摘自《北京的红尘旧梦》 刘东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