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态度很难不让他在国内苦熬的作家同仁感到不平。他和瓦茨拉夫·哈韦尔——真正的异见者——的关系一直不好，早在国内，两人便一度就路线问题爆发激烈争执。他温和，哈韦尔激进；他批评现状，但多以嘲讽而非上街的方式，哈韦尔则反对现状，其态度毫不妥协。1968年之后，昆德拉谋求在体制内渐进改革的梦想终告破碎，他甘愿退出斗争，自认只是小说家。1975年，他流亡法国，六年后获得法国国籍。他不仅抛弃家乡，而且抛弃母语，逐渐转向法语写作，宁愿以生硬的外语筑起与青春和故国之间的高墙，政治隐喻更多地被哲学思考所取代，他不再写活生生的同胞，不再为同胞们写作，也不再把同胞们当作读者。家乡那些盼着他为自己代言的人们又何尝不会失望。
捷克斯洛伐克长期禁止发行他的作品，后来解禁了，但昆德拉是个记仇的人，硬是不卖捷语版权。《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直到2006年才在捷克出版，这时已是此书问世22年之后，此前他的同胞只能以盗版书充饥。中国读者远比捷克人幸运，早在1987年，韩少功由英文转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已经面世。
昆德拉现隐居于巴黎第六区，在阅读、听音乐、严格选择的友情，以及与太太薇拉在家门口的小饭馆吃午餐之外，也乐于冷眼观察这个“刻奇”（Kitsch，媚俗）的、到处充满了故作感伤和自我愚弄的世界。他讨厌记者，已有20余年未接受任何媒体采访——等一下，也许有一次例外。几年前，《世界文学》杂志主编余中先访法，以译者的身份拜访了昆德拉夫妇。回来后接受国内记者采访时，余先生详细描述了此番交谈的内容，算是一次非正式的、但难得一见的访谈。（《余中先:我所见到的米兰·昆德拉》，《北京青年周刊》2003年9月11日）
昆德拉与评论界和新闻界的关系都不好。法国媒体批评他，他不高兴，照样用版权武器报复。2000年的《无知》先在别国出版译本: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英文版、德文版……围着法国边境，在外面转了一圈。三年后，他才批准法语原版隆重上市。
“昆德拉告密事件”没有结论
2008年10月，布拉格极权主义研究院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根据警方档案，在该国新闻周刊《Respekt》上撰文，指控昆德拉1950年曾向当局告发同学米罗斯拉夫·德沃拉切克为西方特务，导致后者被判刑22年。警方报告明确显示，线人名叫“米兰·昆德拉，学生，生于1929年4月1日。”
此事引发轩然大波，但昆德拉断然否认上述指责:“我的记忆不会骗我，我没有为秘密警察工作过。”他要求《Respekt》道歉，后者拒绝。而捷克有关部门随后否认了前述警方报告系伪造的可能。
当年的旧事实在扑朔迷离。德沃拉切克与昆德拉的确素不相识，他秘密潜回布拉格后，寄住于一位朋友的前女友伊娃·米利特卡的学生宿舍，后者当时正与同学伊万·德拉斯克约会，德拉斯克认识昆德拉。警方报告称，米利特卡告诉德拉斯克，德沃拉切克回到了布拉格，德拉斯克又告诉了昆德拉，昆德拉则报告了警察。
德沃拉切克在劳改营服刑14年后出狱，并活到了现在。他告诉捷克媒体，他始终相信是伊娃·米利特卡背叛了自己。另一位捷克文学史学者则指称:德拉斯克才是真正的告密者，并相信他是怕恋人米特利卡受“破坏分子”德沃拉切克牵连，才向警方告发的。但此事的关键证人德拉斯克已于20世纪90年代去世，死无对证。
“昆德拉事件”的真相至今不明。今年3月号的《立场》(Standpoint）杂志刊出迈克尔·魏斯的长篇特写，以《悲伤与遗忘的故事》为题，极为详尽地回顾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仅论到嫉妒与虚荣，恐惧与卑劣，亦兼及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特殊的历史环境与社会氛围，甚至从昆德拉本人的作品——包括《玩笑》——中找出蛛丝马迹，以此揣测他与此事的关联。魏斯最后指出:“作为一个保守自己秘密的大师，现在昆德拉面临的指控是，他深藏着同代人可能隐藏的最肮脏的秘密之一。”
结论呢？没有结论。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要向昆德拉先生道贺，为他八十年的丰富人生，为他硕果累累的文学成就。二十多年来，他的书一本接一本地在中国出版，无数的中国读者尽管对他本人所知甚少，对他的作品却总是如数家珍。
Bon anniversaire, Monsieur Kundera! 昆德拉先生，生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