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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人、考验人、改造人:延安时期伐木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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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初,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总部进驻延安,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大量知识青年奔向延安。原来只有3000人左右的边塞小城,到1938年底,就猛增到近3万人口。此间,虽然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按月接受国民政府支付的军费,但遽然增加的人口,以及1938年11月以后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飞机连续轰炸延安城,导致古城毁坏,中共党政机关被迫搬迁到城外新开的窑洞里。这样,开挖窑洞,安装门窗,制作家具,生火做饭,都需要大量木材。从南门外杂货市场购买,已经不能缓解燃眉之急,那么,发动干部战士、师生员工亲自上山砍树,肩扛手拖,搬运回来作木料,也作柴火,就成了势所必然。

  当时在延安郊野,尤其是延安以南、以西、以东地区,分布着相当广大茂盛的森林植被。

  由后来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兼陕甘宁边区林务局局长的乐天宇主持、由中央财政经济部提供经费,从边区政府建设厅、延安自然科学院等单位抽调6人组成的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对整个边区的森林分布、植被状况、水土流失等进行相当全面周到的考察,并提出水土保持和森林养护建议。

  考察团除乐天宇外,成员还有林山、江心、郝笑天、曹达、王清华,他们于1940年6月14日从延安出发,途经甘泉、志丹等15个县,东自固临、西至曲子、南至淳耀、西北到志丹,考察了九源、洛南、华池、分水岭、南桥山、关中、曲西等6个林区,于7月30日返回延安。了解了南泥湾、槐树庄、金盆湾一带的植物资源和自然条件,并收集重要植物标本2000余件,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边区森林资源和可垦荒地的情况,提出了开垦南泥湾,以增产粮食的建议。报告还对陕甘宁边区“五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的农业环境,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边区森林改善边区农业气候的观点。考察报告中统计出,整个边区森林面积约为4万平方里,即1万平方公里,并且分布得极其不均匀。但是不容乐观的是:“因为近年人口的增加,正在进行着扫荡的砍伐呢!主要的便不是砍伐数量的大,而是砍伐得不平均——集中于一点,尤其是各河流上游的松柏林,因为材料较佳,砍伐得特别残酷(不留种树)。”所以,报告中最后警告,如果对目前仅有的这4万平方里森林资源不加以专门的管理和保护,“仍任其像近年来的任意砍伐滥伐、焚烧等,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整个边区将不免陷于极端气候的恶化和闹水荒的境遇”。在此基础上,1940年4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办法》和《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这是一份相当严格的森林保护条例。

  1944年9月5日,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抽调部分人员组成一个烧炭队,进入安塞山区的石峡峪突击烧炭。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张思德在挖窑烧炭过程中,不幸被塌陷的炭窑掩埋牺牲,引起毛泽东对于一个普通战士生命的高度重视。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讲。9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以《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毛主席亲致哀悼》为题,报道追悼会情况,并转载经毛泽东审阅过的讲话内容。随后,这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被各根据地的报纸先后转载,广为传颂。陕北冬季漫长,寒冷难耐,当时窑洞取暖只有靠木炭。生活在供给制下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每年从10月到次年3月,共计约半年时间里,都要在窑洞里用木炭生火取暖。木炭,如同小米、衣被、卫生纸一样,都按一定的等级标准,统一供给。

  大生产运动中,木炭由最初的全部供给,逐步改为半供给,直至由各机关单位全部自给。所谓“半自给”或“自给”,就是由各机关单位自行组织人力进山,挖窑,伐木,烧炭,大体上依照一个供给标准,但普遍都要超标准,这样就可以多分配些木炭,冬季的窑洞里更温暖些。

  由原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等院校合并而成的延安大学,迄至1944年5月,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总计人数2124人,教职员工及家属每三人一房(窑),合计大约535间房屋(窑洞),一年需要用炭4.8万斤。但是,据当年鲁艺学员、曾经直接参加延安大学烧炭队的林冬先生介绍,该校1944年“大概需要11万斤左右的炭”。这个数字除去学校知识分子用炭标准高于普通工人的部分外,还有多余部分应当就是额外分配的数量了。而当时各单位各部门大多采用这种操作方式,进山前也都办理相应的树木砍伐报告审批手续,进山后则尽量多砍伐多烧炭,超额完成任务指标。伐木烧炭,远离延安街市,深入沟壑山林,短则1个月,长则3个月,对于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来说,从来没有过此番经验,确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和人生的挑战。

  当时,各单位各部门抽调烧炭人员是有些困难的。但后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到延安来,一要吃小米,二要住窑洞,三要背柴米,四不发饷”。这是对知识分子革命性的考验,是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必须接受的人生挑战。伐木烧炭,同样也是革命事业,是为人民服务。于是,伐木烧炭就有了可圈可点的革命内涵,就有了形诸笔墨的艺术价值。于黑丁的小说《炭窑》,真实记录了1941年夏秋之际,位于蓝家坪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抽调4人随中央财政经济处组织的烧炭大队,深入安塞山区伐木烧炭的情景。

  融入个人生命体验的劳动经验,经过艺术的升华,细化并强化了关于伐木烧炭的话语强势力量。伐木烧炭也就因此而更加成为革命队伍里锻炼人、考验人、改造人的一个好去处。

编辑:许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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