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种谈话风格和工作作风，很多领导干部都深有体会。20世纪50年代曾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金明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听汇报的方式很特殊，说不准会问什么。我头一次见主席，准备好的内容一条也没用上，主席问我的头一句话是：‘湖南有几个县’。”这种谈话风格也确实让有些干部“临阵卡壳”，乱了阵脚。1953年毛泽东来到华中钢铁公司视察，问公司党委书记高芸生的第一句话是：“今年的伤亡事故有多少？”高芸生一时无言以对，只好让安全科长来作简要汇报。
很多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觉得毛泽东提问题总是很细、很专、很深，且常常是宏观、微观兼具。毛泽东向汇报人所提的问题看似是随意而问，实际上，事先往往是有所考虑的，大都与工作中的需要有关，与他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有关，故而是有针对性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也就是说，毛泽东听汇报的过程，实际上是让自己已有的思考、认识、经验同汇报人的汇报进行相互沟通、相互比较的过程，从而对原有的思考、认识、经验或确认、或修正、或更新、或深化，进而为研究和决策问题提供参考。
从这个角度说，听汇报不仅是对下级干部的一种观察和检验，也是上级干部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的一种具体展现。
1957年9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北省委负责人王任重、王延春、赵辛初和几位地委书记座谈，中心议题是总结农业合作化的经验。从1955年到1957年，农业合作化搞了两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要继续前进，就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也想听听地方干部的意见。这天下午3时开会，按照安排，毛泽东坐在中间，一边是记录员，一边是王任重，其他人面向毛泽东。地委书记坐第一排，省委领导坐第二排。毛泽东一看说：“这不是三堂会审吗？还是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工作人员很快作了调整，排成圆桌开会。毛泽东开场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可不按提纲发言，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就会浪费时间。”没想到会议竟冷场了一刻钟，后来大家虽然发了言，但讲的是一个调子，只讲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而对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或一掠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