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早，太阳刚刚出山，王升平正在屋里煮饭，刘少奇忽然来到他家。问：“王升平，食堂停办了没有?”王升平高兴地说：“报告刘主席，昨晚连夜开会，社员群众一听刘主席支持散食堂，大家都鼓掌，一些人还流了眼泪。都说搭帮刘主席，要不然，哪个敢散食堂啊！”刘少奇摆手说：“不是搭帮我，是中央制定了《六十条》，反映了群众的心愿和要求！”
王升平家的房子也很挤。屋里只有两张破床，被帐也很旧，用一只装盐的瓦罐做饭。刘少奇说：“家具都不齐备，看样子，你的日子过得也很紧巴！”王升平说：“这两年刮‘五风’，一会儿要扒墙，一会儿要行动军事化，我前前后后搬了八次家。这一折腾，我一家五口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家当了！”
左邻右舍听说刘主席来了，都踊跃地围了上来。刘少奇热情地问候大家，说：“将近40年没有回家，多时就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很对不起大家！”每到一处，刘少奇总是诚恳地向群众道歉，为前两年工作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
昨天，刘少奇严肃地批评了王升平所犯的“五风”错误，现在，趁着许多社员都在，他觉得应该为王升平做些协调解释工作。他问一位老农：“昨天晚上，听说王升平召集你们开会，把食堂散了。这件事，他还办得不错吧！”
老农说：“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解散了食堂，不知要救多少人的命。这当然是我们农民最开心的事！”
刘少奇进一步说：“乡亲们生活很困难，王升平当基层干部这么多年，吃的住的用的跟大家并没有两样，这说明他至少没贪没占。这也很难得。他有错误，但有些错误的责任也不全在他，有些东西是中央提倡的。中央有错误，要向群众承认这个错误。乡亲们饿了肚子，苦了一两年。现在中央明白了，王升平也有切身体会。他改正了错误，就要让他振作精神，更好地为群众办事！”
那位老农连连点头，说：“刘主席说的很有道理。王升平不刮‘五风’，还会有张升平、李升平……上边来了号令，哪个抵挡得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但话又说回来，乡亲们吃了这么多苦，不怪王升平又怪谁呢?”
刘少奇笑了起来，说：“这么说来，王升平是代我们受过 ！老农连忙分辩说：“恩！”刘少奇说：“这几年工作没做好，中央有责任，省委、县委有责任，当然罗，王升平也有责任，还是那句话，有了错误就改。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老传统，以后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说着，刘少奇提议和乡亲们一起照相。摄影师留下的画面上，缺衣少食的社员群众都脸带笑容，表明他们对生活仍然充满着希望！
王升平为刘少奇的人格力量所感动，不再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一次一次地在群众会上认真作检讨，终于取得上级和群众的谅解，不久后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但他仍然履行农民“秘书”的职责，每年给刘少奇写几封信，如实反映农村情况。没料到的是，他和刘少奇的两次谈话，互相来往的信件，还有那张照片，后来在“文革”中都成为十恶不赦的罪状。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年那位与刘少奇交谈的老农民挨了斗，王升平更是被斗得九死一生……
农民“秘书”的信息被扣压，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对当地干部说：“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件……”
进京的4位农民“秘书”其中有一位后来支援工业建设离开了家乡，王升平就自动补充进来，仍旧是4位。农村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4位农民“秘书”经常在一起研究，磋商分析，然后由成敬常或王升平执笔形成文字，邮寄给刘少奇。开头那一段时间，刘少奇都能及时收到他们的情况反映，要么亲笔复函，要么由乡间进京的人捎话。但自1957年冬天以后，情况有了变化。
有一回，公社书记问王升平：“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经常给少奇同志写信？”王升平说：“是呀，我们是他特邀的农民‘秘书’呀！”
公社书记严肃地说：“今后，有什么事找公社解决。公社解决不了，也可以向县委反映。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都捅到北京去！”
王升平把公社书记的话告诉了成敬常。成敬常很纳闷：公社书记怎么知道他们给刘少奇写了信，写的是一些“屁大的事”呢？是不是刘少奇把信转到了公社，叫公社解决？如果是这样，公社肯定不会高兴，因为那些信也批评了公社，那么，今后还当不当这个农民“秘书”呢?
农村情况越来越糟糕，成敬常凭着一个种田人的良知，欲罢不能。1958年4月，成敬常又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乡里种田搞密植，也就是一蔸挨着一蔸，没有行距和株距。农民想不通，公社就下命令，强迫推行。谁反对就斗争谁。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请刘主席赶快制止！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成敬常十分高兴。这年秋收后的11月，成敬常亲眼目睹公社、大队浮夸风严重，干部虚报产量。亩产分明只有400多斤，却报成800斤。如果全国都这么报，国家要遭殃，百姓会遭难！
接连几封信发出之后，可总也接不到回信，成敬常就心灰意冷，到后来，他吃不饱饭，得了水肿病，命都保不住，就死了这条心，不再写信了。只是在饥饿难熬的时候，就忽发奇想，如果去北京找刘主席当面汇报该多好哇！但因水肿病越来越严重，连走路都费劲了，只好作罢。
这天，忽然有两个干部寻到他家来，说刘少奇回到炭子冲，请他现在就去见面。
成敬常开始不敢相信，当他确认是事实，便立刻起身。一个五大三粗的种田汉子，如今竟形同枯槁。刘少奇一见到成敬常吃了一惊，说：“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病成了这个样子！”
成敬常说：“报告刘主席，我得了水肿病。脚肿了，走不动路。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的脚上穿靴了，只怕要‘少陪’了！”（“少陪”就是当地的俗语：即告别人世）
刘少奇看了看成敬常浮肿的双脚，说：“不要那样悲观，水肿病能够治好！”
王光美给他泡来一杯白糖开水，他当场喝下去，就觉得身子轻松了一些。
因为是老朋友，刘少奇既安慰又责备他，说：“1953年我把你们请到北京来，要你们经常给我写信。可是，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你们的信了。你们的生活这样困难，为什么不及时把情况告诉我呢?”成敬常忙说：“我们一直坚持给您写信呀！”
1953年从北京观光回来后，成敬常前前后后给刘少奇写过9封信。他一一陈述了一遍，又说：“刘主席，我确实写了，不会说假的！”
刘少奇的眉头拧紧了，说：“昨天，王升平也说写过好多信……”他问一旁的王光美：“成敬常同志的这几封信，你见到过没有！”
王光美是国家主席办公室的工作干部，兼管日常信件的处理。她思索了一会，肯定地说：“没有。对于家乡的来信，我通常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没有见过成敬常同志这些内容的信件。”
丢失一两封信也还罢了。成敬常和王升平两人共写了十多封信啊！难道都丢失了?《宪法》写得明白：公民的通信自由受法律保护。堂堂的国家主席，未必他的通信自由也受到限制？
刘少奇震怒了！他当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请他们查一查，为什么在他的家乡，群众寄给他的信件都收不到！
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派出一位副厅长，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据当地邮电所反映，成敬常和王升平二位给刘少奇的信件，是公社书记和一位县里下来挂职的大队长拿走了。李强找他们谈话，他们却不承认从邮电所拿走信件的事，同时还矢口否认追问过王升平为“屁大的事”向上写信。这些基层干部分明是耍赖了！
后来，调查组在县邮电局查阅会议纪录，发现扣压群众信件并非偶然现象。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刘少奇心情很不好。他说，我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在天华想了解一点真实情况，找人谈谈话，就有人出来责难，谩骂。在家乡，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这说得过去吗？
5月8日，他与炭子冲的干部群众座谈，那个追问过王升平、邮电所指证扣压过信件的公社书记也在座。刘少奇敲了他一下，说：“以前我和王升平、成敬常通信。今后我还想和他们常通信。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好不好？和我通信并不是要捣公社、大队的蛋，我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个倒忙，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
坐在一旁的成敬常觉得过意不去，说：“刘主席，弄了半天，原来是有人扣压了我们的信，既是这样，以后我们不写信了，有什么意见，到北京来，当面向您报告！”
刘少奇当即表态：“为了大家的事情，以后你们可以到北京来找我。你和黄端生已经到过北京。今后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当面向我反映情况，可以随时来嘛，住房吃饭我出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