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浙江绍兴市西南兰渚山下的兰亭碑亭，亭内耸立着6.8米高的御碑，出自清代乾隆皇帝之手。
中国书法圣地兰亭，现有建筑系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所迁建，1980年得到全面修缮。图为鹅池及鹅池碑亭。
“俱变古形”大胆创新
行书以外，王羲之的真书也达到了“绝致”。“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孙过庭《书谱》）纵说横说，只有二字可以概括：天然。天然源于性情，“——从自己胸襟流出”。
王羲之的草书刻本有《十七帖》等，而笔者看好的则是《行穰帖》，奔放如江河横溢，畅快似飞流直下，体势开张，姿态多变，开了王献之“尚奇”书风的先声。
王羲之之人，也颇堪玩味。他少时即有“骨鲠”之名，似乎一生都没有改变。他看不起没有多少才能的王述，后来王述任扬州刺史正好管着他，而且处处与他过不去。他深以为耻，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仕，有他的《告誓文》为证。从此，他飘然于山水之间，以一颗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大自然的奥秘，把人世间的千般污浊，万种思虑都抛在了脑后，实现了他“吾为逸民之怀久矣”的夙愿。
王羲之的书法“俱变古形”，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创新。说起来也真有意思，大王的创新却是由于小王的建议。
那可能是一次极其随便的闲谈。窗外，又是一个花烂映发的春天。在飘散着墨香的书斋里，父子两人喝着新茶，从自然说到人物，又从文学说到艺术，上下古今，信马由缰。话题转到了书法，儿子王献之突然迸出一句话来：“大人宜改体”。话也许是有意无意之间说出来的，但却给王羲之造成了极大的心灵震撼。是“宁作我”，还是亦步亦趋做“家鸡”？时代把创新的命题摆到了王羲之面前。
晋朝是一个智者复活的时代，鲁迅先生在谈到魏晋风度时曾经指出，这是一种“集体的觉醒”。觉醒于“越名教而任自然”。晤言一室之内，放浪形骸之外，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尊重人生的自我价值，成了那个时代名士风流的一种理想。品藻人物，由此及彼，发现自然美和人格美，进而追求文学艺术美，在那个时代达到了高潮。陆机的《文赋》、谢赫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中国文化史上的皇皇巨著都产生在这个热闹的品藻人物和文学觉醒的空气中。王羲之创新的书体，毫无疑问，既得益于他人的觉醒，也得益于他自己内心的觉醒。
元代的赵孟頫对“书圣”王羲之推崇备至，说王字“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其实，说到书法，何止一个赵孟頫，几乎是无法统计，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曾经得到王羲之的福泽，并以此作为自己笔墨生涯中的有力支撑。王羲之无愧为古代书法的“集大成”者。面对他的书作，有庄严，也有飘逸；有情感，也有明智；有法则，也有自由……他的人格魅力与书写技巧是融为一体的。于是，各种倾向的书法家，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浪漫的还是理性的，唯美的还是尚丑的，都把他当作典范，并从他的精神粮仓里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羲之是无法穷尽的。（刘长春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