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小铁柜
保密有个特点，一件事100人知道，1个人泄密，其他 99人的保密也就无用了。千军万马的军事行动一个人泄密，那就难免人头滚滚，尸骨遍野。因此，毛泽东说:保守机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周恩来常说:“一些事情不让无关的同志知道是革命利益需要，不涉及信任问题。调到军委机关就是最大的信任。譬如，我们在敌占区的秘密活动和情报关系，知晓范围应越少越好，不告诉你，绝不是不信任，道理也无须多说，不言自明。”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要严格遵守纪律，该问的就问，不该你知道的你就不要问。作为军事秘书，就不能随便与其他业务秘书交谈情况，因为那不关你的事，不能犯自由主义。周恩来首先就是严守党和国家机密的模范。
王亚志: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时，张爱萍在现场指挥，几次乘专机回北京汇报请示。起爆日期确定后，周总理除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报告外，另写一机密函件，派我和秘书赵茂峰专送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首长传阅。采取先电话上问准首长在办公室后，我俩再乘汽车送呈阅看，然后再到另一首优点，这样各首长的秘书们均不知晓，使在北京知道起爆时间的人屈指可数。倘有泄露，那逐一追查各个环节也很轻易。爆炸现场的电影纪录片送到北京，放映时的观看者名单由周总理审定，包括我在内的总理办公室秘书们均不准去观看。在保密方面，周总理以身作则。
周家鼎:我们有对跟着周总理出国，在谈判中，要起草一些电报，就像往常在国内一样在台灯下的写字台上写。总理告诫我有们:“你们怎么能在这样的地方办公呢？要注重保密，要小心座中有人，隔墙有耳。”他担心国外敌特机关在电灯上安有窃拍设备。他指着墙角昏暗的一张桌子，说:“到那边去写。”他交办一些涉密事时，就把我们叫出房间，到院子外面的草坪上散步，以防泄密。周总理在白区工作时间很长，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保密的方法。
周总理的保密观念极强。他离开办公室，往往亲自锁办公室门，并且自带钥匙。“两弹一星”专委会的机密资料，除周总理知道，我作为业务秘书跟随他知道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他有一个小铁柜，资料看完后，就亲自锁进去，把钥匙装进自己的口袋里，非常严谨。他出国访问，就把保险柜的钥匙用铅印封好，交给邓颖超大姐暂时保存，回来后再把钥匙交还他。
关于“九月来信”
在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最初阶段，周恩来在党内军内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是毛泽东主张的最有力支持者。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开始确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从此，他们是统帅和参谋长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周恩来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在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我军军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周家鼎: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要有人提供资料和咨询，除他自己搞调查研究以外，周恩来在一些重大决策问题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1929年周恩来的“九月来信”，是周恩来听了陈毅的汇报后，经过讨论，由陈毅整理出对红四军所作的指示。周恩来在信中支持毛泽东，敦促他出来工作，回到红四军，并指示陈毅，公布这是中央的决定。
当时，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是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在“九月来信”中明确的问题，成了红四军解决领导人之间分歧的重要依据，成了全军建设和作战的纲领性文件。这种组织上的安排对红四军的建设和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对后来确立毛泽东的全党全军领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