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死亡，邓小平并不害怕。在他的一生中，生生死死的经历实在是太多了。对于身后之事，他也有自己的考虑。早在50年代初，他就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字。
这份倡议书的末尾写道：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为先死者实行火葬的志愿。在1989年9月4日，退休前的邓不平对中央负责同志说：“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其实，邓小平不仅赞成火葬，他的思想还要解放得多，他主张连骨灰也不要保留。邓小平也向他的家人多次交代后事。邓林在《我爱我的父亲》一文中写道：“爸爸离去是自然规律，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爸爸把一切安排得那么好，关于生死，他很早就开始给我们上课了。饭桌上，爸爸谈得非常轻松。他说，中国人的传统，讲究红白喜事：结婚是红喜事；人死，过了多少岁，就是白喜事。要请客吃饭，办酒席。”
“骨灰怎么办？埋在果树下！不行，不行！这棵树上结的果子谁都不敢吃了。我们大家说。扔到野外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大家都不赞成。撒到大海里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