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在市委招待所,赵、武两组“会师”了。饭桌上市委一位胖胖的副书记说：你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可嘉,但我们这里是祖国的边防,上级规定不能搞串联,火车票给你们买好了,下午就送你们回北京。这一番话说得他们心里直发慌。
快到下午一时半,两个秘书领着7个人到火车站去。一出门赵建军和武烈河真的急了。上了火车不就前功尽弃了？出了市委是一条公路,赵、武对视了一下,两人走在一起,故意放慢了脚步,落在那两个秘书后面。前面不远处是一个厕所。武烈河赶紧捅了一下赵建军,朝前面的厕所示意了一下。然后又朝后面一点的孙智忠和瞿绍东示意一下。他们跟两个秘书说上厕所。
四个人钻进了厕所,赵建军将自己的挎包朝厕所边上一放,正好让他们看见。这时,李小倩拉着王营生赶紧过来和两个秘书说笑。李小倩说：咱们先走吧,一会儿他们会赶上我们的。两个秘书早在饭桌上就对这两位漂亮活泼的北京姑娘有好感了,跟着李小倩、王营生说说笑笑向前走。
赵、武、孙、瞿四人一进厕所便从后门溜之大吉。他们悄悄地猫着腰拐过一幢房子,尔后直向南边一条路上飞跑。一口气跑了半个小时,觉得人追不上了,便放慢了脚步。
大约是下午四时多,到了边境。那儿是片稻田。如果从那儿越过去,就会被民兵和边防哨所的巡逻兵发现。因为是白天,而且稻田里许多稻子都割了。这回他们有了经验,也熟悉这一带地形,他们就在离哨所较远的山脚下一片树林里潜伏下来,等待天黑再行动。
天一黑四人越过稻田,穿过了国境线的那条小路,一阵狂奔,掠过边境上一道道防火道,一个个坟包一样的圆堆。前方约500米便是山,4人的心里一阵狂喜,拼命地向山上爬。没有人发现,他们越境成功了！
血祭热带丛林
四人踏进越南境内,真可谓历尽艰辛却痴心不改。从那岑—同登—谅山—宋化这一路上,他们记不清翻过多少山岭,越过多少丛林,穿过多少村庄稻田,饿了就吃稻田里的稻子,渴了就喝水沟里的水,实在累得不行了,就倒在地上呼呼睡一会儿,但很快会被越南的大红蚂蚁咬醒。他们一次次地累倒,一次次地爬起来,又一次次地躲过当地哨所盘查探问。三天四夜地奔跑,他们的体能早已过了极限。后来,在宋化的公路上,幸运地遇上了一位去河内的卡车司机,一直把他们拉到了越南首府河内。
当四人误入中国驻越大使馆时,把七八个外交官吓了一大跳,开始还以为四个“小黑鬼”是哪儿来的乞丐,他们面目憔悴,衣衫破烂,一双泥脚看不清鞋子了。当他们从身上掏出红卫兵证件时,一位大使瞪大了眼睛,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你们赶紧回去,这“破四旧”可不能在越南搞！
四人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只说了一句话：我们要到越南南方去参加游击队！
弄清了四小将的来由,朱其文大使迅速让人给中国外交部去电报。朱大使依据当时的情况,向外交部提出了两条建议：一、将几个红卫兵送到凭祥再转送北京,或乘外交部的飞机直接回去；二、鉴于几个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建议将他们送到援越部队就地入伍锻炼。
1966年11月9日上午,这是四小将到达河内的第四天。在朱大使的办公室,一个意外的消息让他们高兴得跳起来,国务院来了电报。
他们几人围上来,看见上面写着：
朱大使并告四位革命小将：
他们未经中越双方批准,私自越境,使我们感到为难,但他们援越抗美的精神可嘉。建议先到我援越部队锻炼一段时间,待部队轮换时回国。如果范文同总理接见革命小将,应由大使陪同,请将四人的姓名、年龄、出身、家庭及住址等情况一并报上。此事下不为例。
后来得知,电报是周总理拟的,“此事下不为例”是林彪提出的。
1966年11月12日,援越高炮部队某师长来到大使馆,亲自将赵建军、武烈河、孙智忠、瞿绍东接到部队。他们从此成了该师的战士。
再说第一批越过边境的那三个小家伙,钻进热带丛林后,他们在高大茂密的树丛整整走了三个多小时。出了林子已是黄昏时分,他们看见了一片稻田,不远处还有一个小村子,就继续往前走。过稻田时突然从前面一片小树林里冲出来一帮人,有几个人还端着土枪,哇哇地乱叫。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老头,朝着他们说些什么。赵奠军赶紧掏出红卫兵证。老头看后就把他们带到村子里。
在老头家中,挂着毛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的像,门上还有汉字对联。这个晚上,赵奠军、杨湘燕,赵和平三个来自北京的小红卫兵,在越南的村长家中饱餐了一顿,当村长老婆端上一盆肉汤上来时,几个人以为里面的长条肉是鸡脖子,都抢着吃,肉又嫩又香,汤又鲜又爽。吃完后才知是一盆蛇肉汤,那年头北京人哪吃过蛇,谁敢呀。饱吃一顿后,几个小子美美地大睡了一觉。
第二天,三人便被两个越南公安人员带到一个中越边防站。三人很快就被中国边防军送到凭祥市委。几个小家伙就这样结束了解放越南南方的梦想。
1966年11月10日,王营生等不得已回到了北京。但他们不甘心,又找了几位同学,在11月下旬准备了一些东西后,悄悄又一次来到了凭祥。这一次他们直接向边境去 ,虽然在一个黑夜里偷越过去了,但没跑多远还是被越南的边防人员发现了,又被送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