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陈明明白，这条材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此后丁玲厄运的“青萍之末”。
第一，在杨桂欣1993年的文章里，丁玲把问号留给她的听众，但答案却不言自明：在丁玲看来，周扬不管有多少长处，显然不适合担任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这一职务。
而此时，恰是毛泽东因胡乔木在第二次文代会的筹备过程中取消文联的举动而大发脾气、舍胡而取周扬之际，丁玲这样喋喋不休地讲周扬的缺点，的确是犯了一个大忌。至于这个大忌是什么，可以与胡风当年上三十万言书作一比。
2002年，原被称为“胡风分子”的绿原，在为《胡风三十万言书》出版所作的序中写道：几十年之后，尘埃落定，痛定思痛，不禁茫然。当年胡风……所选择的上书言事……直到理所当然而又顺理成章的后果一出现之后，这才使人醒悟：最高领导和文艺领导毕竟是二位一体，后者和胡风在前者眼里，毕竟有党内外的亲疏之分；胡风在“三十万言”中忽视了这个一体性，向前者控诉后者，不但被讥为所谓“清君侧”的阴谋，犯了以古例今的时代错误，而且由于“为乐观估计所蔽”，忘却“疏不间亲”、“投鼠忌器”等浅近道理，犯了尤其令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①
当年丁玲的处境虽然比胡风要好得多，但她却不明白“最高领导和文艺领导毕竟是二位一体”的道理，也更忘却了“‘疏不间亲’、‘投鼠忌器’等浅近道理”。她的思维惯性使她依然在几年前、十几年前的原有轨道上运行，她胸中充溢的是业已形成的对周扬的敌视情绪。她仍然以为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只是像过去一样仅仅表述自己的看法而已，因而根本忽略了这样的因素：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复是那个当年与她随意交谈的人了；而此时周扬能在文艺界担纲同样是毛泽东的意见。因为“犯了尤其令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所以丁玲的话打在周扬身上，事实上，也打向了毛泽东。丁玲得到毛泽东的批评是必然的。自然，丁玲也从毛对她的批评中得到了另一种答案：周扬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
第二，透过杨桂欣(抑或是丁玲)刻意轻松地叙述的场景来看，毛对丁玲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地位，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说话一言九鼎自不必说，即使是与他一起走向政坛的老朋友，偶有不慎，说错了话，办错了事，也常常命运不济。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需多说。就以胡乔木筹办第二次文代会因要取消文联而让毛发脾气这件事，即可看出这一点。胡跟随毛已经十多年了，不管从那时在党内的资历还是从与毛的关系来看，都是丁玲所不能匹敌的。胡的命运尚且如此，况丁玲乎？“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实是毛批评人极为严厉的话了。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后，丁玲自然明了了局势，所以此后不但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更不能有“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了。即使在1955年遭受批判被戴上“反党小集团”的帽子，丁玲也不敢涌起找毛的念头，“不想向他申诉”，甚至连陈企霞那样写封匿名信的勇气都没有。这不仅因为“毛主席信任周扬”，更因为她明白，对她的批判，不是周扬而应是毛，只不过她不愿意明说而已。
而对于把1955年批判丁陈的发轫归结到毛那里，则是陈明(包括丁玲)一直不愿意正视的，陈明否定这条材料，似乎透露了这种信息。
顺带指出，在此事中，丁玲提到了江青，并描述了江“拉下脸来”的形象。有材料显示，在江青和丁玲都在中 宣 部任职的时候，丁与江走得很近。围绕着《清官秘史》、《中朝儿女》以及《武训传》等影片，“江青和周扬意见不一致，发生争执”时，丁玲曾“主动找到江青，说要写几篇文章，批判周扬和他电影审查中的错误立场”，江青并不认为丁玲能胜任这样的任务，以“这样深刻的争论不是丁玲的笔所能单独解决的”为由，予以回绝。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