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事情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从政府的角度，苏联当时尚未把对华关系摆在显著的地位。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有关措施的决议草案，从草案内容看，苏联政府最初确定的出席中国五周年庆典活动的政府代表团规格较低，团长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团员有苏斯洛夫、卡巴诺夫、亚历山德罗夫等。作为苏方的庆祝活动，不过是在北京举办苏联成就展览；在苏联各地组织群众**；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等群众团体发祝贺电；组织科学、文化著名活动家和著名劳动能手发表广播讲话和寄个人贺信；在苏联报刊杂志上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中国的成就，以及播放中国电影和中国流行歌曲，张贴巩固苏中友谊的标语等等。唯一有实质意义的内容就是确定在10月1日成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这算是对中国自1949年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系统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的回应。
但接着又出现了一份文件，完全改变了问题的性质，这就是1954年8月5日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关于苏联代表团出访北京的有关事宜给副部长维辛斯基的请示。根据这份文件，苏联代表团访华决不仅仅是参加庆祝活动，而是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的重大举措。库尔久科夫的请示全文如下:
鉴于苏联政府代表团行将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祝活动，远东司认为:在苏联代表团在华逗留期间，委托它进行以下活动是适宜的:
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文件上有手笔将此句改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引者）关于将旅顺海军基地完全交给中国，并从那里（文件上有手笔将“从那里”一句划掉--引者）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
众所周知，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应于1952年底完全交给中国所有。1952年9月，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远东形成的紧张局势（朝鲜战争），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将共同利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时间延长至中日和苏日缔结和约时为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2年9月15-20日致苏联政府的照会）。双方交换照会并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
远东司认为，在当前已经变化的形势下，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中国领土上，留在旅顺口地区，对我们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在苏联军事和技术援助下，中国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保证海军基地的健全和运转的。至于在非常局势下苏联使用旅顺港基地的问题，可以与中国政府就此问题缔结单独的协定。
二、由苏联大使馆将北京展览会的全部展品作为礼品送给中国政府的问题。应该在苏联政府代表团逗留北京期间宣布这件事情。
三、关于在北京签署苏联和中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问题。该协定的草案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四、与中国政府谈判，并在北京签署向中国出售现有苏中合股公司（“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金属公司”、“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
如您同意，远东司将起草相应的提案报上级机关批准。
远东司起草这一文件的背景如何，不得而知，但肯定是表达了赫鲁晓夫力主改善中苏关系的意图。不过，这一文件在外交部内遇到了阻力，而不同意见主要是针对旅顺口撤军问题的。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当天在文件批示：葛罗米柯、佐林同志，我认为第一条很值得怀疑。你们的意见如何呢？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的意见是：“我认为第一条不能接受。其余建议值得研究。”几天以后，副部长佐林表示：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于是，9月9日远东司再次提交的报告，以及9月15日葛罗米柯给苏共中央关于参加中国五周年国庆事宜的请示及所附决议草案，都没有提到旅顺基地的问题，代表团的规格也没有提高。[28]
在目前笔者收集的俄国档案中，没有关于此后情况变化的材料，但当事人的回忆弥补了文献上的缺憾。苏联对外贸易部主管对外经济联络的副部长科瓦利在回忆中谈到了苏联代表团赴中国之前的准备工作。[29]
代表团的准备工作由赫鲁晓夫的支持者米高扬全面负责，经济援助方案的制定由科瓦利主持，外交方面的事务由外交部部务委员费德林负责。赫鲁晓夫从一开始就不断详细地过问援华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一次又一次地召米高扬去汇报。赫鲁晓夫“处事果断，几乎重新审理了每个工程项目”，直到9月25日，即代表团出发的前两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人员还在进行有关协定最终方案和其他有关文件的修改和整理。看来，外交部9月15日的方案是被苏共中央否决了。因为9月2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确定的方案，代表团团长已经改为赫鲁晓夫本人，而且包括了交还旅顺基地的内容。据科瓦利回忆，这种想法很早就在赫鲁晓夫的个人计划之中了，由此判断，库尔久科夫的建议很可能是秉承了赫鲁晓夫的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