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我看电视》剧照
看不懂话剧的人是可耻的？
——一部话剧的“大众化”生存实践
在中国，“话剧”被长久地缚在“高雅”的一端，寡淡地与大众遥遥相望，尽管近年来不断有新类型的尝试，却依然小众。
“看不懂话剧”，是观众的惯性还是制作者的误区？
2009年的央视大火，照亮了北京东半城的夜空。那个在被称为央视北配楼的电视文化中心建筑上恣意的近百米高的火焰，还一并烧毁了一个“不相关小人物”的满腔期待。
3月18日，计划中，央视华汇时代剧院开幕大戏《陪我看电视》本应在这栋现已焦黑残损的大楼内隆重上演，这个冠以“亚洲顶级剧院”的舞台是电视文化中心的核心部分。作为“央视唯一面向社会对外开放的公共文化设施”，它的开幕演出“意义深远”。
2月9日晚，剧组制作人王可然刚刚从上海大剧院结束演出回京，正在准备两天后的“开幕戏”新闻发布会，随即被突发的变故“烧”懵了。
一部耗资千万的话剧、几十号人一年多反复排演筹划，或许很快被人忽略并遗忘了，而对王可然来说，却是他近40年人生里第一次在现实中摸索到理想的光芒。
寻找“主流”话剧之道
2007年10月，“开幕大戏”进入筹划和运作流程，王可然那时被委以策划，学戏剧导演出身的他，上戏毕业后就一直做电视晚会，十几年后再次与戏剧重逢，他的第一反应是“很冲动”“也很激动”，终于有机会一试身手。
他先到市场找来“所有能找到的”国产原创音乐剧和话剧的影碟，这个踌躇满志的准戏剧人发现，没有一部剧是他满意并可参照的。他认为“它们都没能达到吸引有文化、有消费能力和意愿的多数人进剧场的效果”。
做了多年电视，王可然不甘让自己策划的话剧只流于小众；而成长在上世纪70年代的他，更不屑于那种“不入流的”“胳肢人”的小品式话剧。
他理想中的话剧是“有高度的戏剧。通俗但不媚俗。要做大剧、正剧，但不曲高和寡”。简单说，好比好莱坞电影，故事简单通俗易懂，拥有广大观众，却还有普世价值观和温暖人心的东西。
对话剧的“大众化”期待，来源于王可然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经历。他坚信自己是热爱话剧的，可在上戏，话剧却大多让他看得痛苦不堪，“每一次我都逼着自己去理解，是很痛苦的过程。”
毕业后，王可然回到北京，看了不少人艺的戏，很多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他为自己感到可耻。他痛苦地反省，“我是一个这么没文化的人吗？我是这么热爱戏剧。心里隐隐就觉得:戏剧不应该是一个这么折磨人的东西。”
可做“主流”话剧并不容易。长久以来，话剧在中国的“身段”一直被体制内的戏剧人束之高阁，虽然近年来一些民间戏剧人不断将话剧“通俗化”，但始终是“小打小闹”，“小剧场”正逐渐成为话剧的流行模式。戏剧人似乎也接受了这个“小而精”的生存状况，甚至越来越多人认为，小剧场话剧是话剧为适应市场而得以生存的高招——把戏剧回归到“爱好者”比较纯洁的环境，未尝不可。
话剧市场之于大众而言是一片荒芜。
而对“主流话剧”具体该怎么做，那时他并不清晰，直到看了赖声川导演、何炅等内地主持人版的《暗恋桃花源》，才豁然开朗，那一版是赖声川借《暗恋》20周年之际，携内地主持人、明星试水内地话剧市场，做了一次全国巡演，各地的票房和口碑均获得难得一见的成功。
赖式话剧这种“幽默又笑中带泪”的风格，和可以普及到被全国多数观众接受的表演内容，成为王可然认定的“主流”话剧之道。而且他认为，目前大陆的导演还没有人达到这样的能力。
于是，策划人主动请缨变成了制作人王可然。
与导演赖声川的沟通很顺利，一个需要赖式的戏剧智慧，另一个看重央视合作背景、只要有相对独立的创作空间，双方都渴望最广大的观众市场，在2007年11月两人一拍即合。
1+1如何大于2？
央视大戏、大众定位和赖声川执导，这三个难得凑在一起的条件，使剧组顺利找来不少一线明星和实力演员，如柳云龙、张静初、程前、林依伦及杨婷、方旭、史可等，“赖声川在内地执导的首部原创舞台剧”，也成为该戏的宣传噱头。
可那些对导演倾心的大陆演员，合作一开始就“找不着北”了。他们对没有剧本，只有大纲和概念的赖式创作方式极不适应，导演需要每一个演员提供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和情节想象，集中集体智慧，他最终再筛选出需要的内容。
尤其是方旭、柳云龙这些最早到剧组的演员，“没有剧本，这怎么排呀？”抱怨归抱怨，大家按照导演的要求，不停地凑在一起开会，围绕“电视”这个关键词，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
程前曾经和导演有过一次整夜的长谈，“我跟他讲我的经历，讲我的童年，在北京，为什么一个人突然坐火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小时候很多事历历在目，说到痛哭流涕。”后来，这个童年出走经历被导演采用，作为剧中一个重要的转场。
这是个有着浓厚中国特色的戏剧，大陆演员和台湾导演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别成为两方沟通的最大障碍。导演成长在台湾又在美国留学，很难能理解中国大陆这30年间的变化对一个人心理的冲击和洗练，以及那些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
比如第一场戏，发生在1980年的北京青年知识分子家中，赖声川一度想让女主角小芬唱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来反映其身份和时代记忆，王可然急得不惜得罪导演也极力说服他用诗歌《致橡树》替换流行歌曲，他认为“一旦用歌就完全没有时代特点了，而一首《致橡树》能引起多少三四十岁人的时代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