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季海的房子
而对如今所谓的“复兴国学”、“返回传统”，他则表示:“现在不是要返回传统，而是要拾起失落的人文。孔子不是一块招牌，也不是一种魔术——念几声咒语就万事大吉。现在所谓的纪念孔子正是一个‘文化盲点’。就像落花流水，几天就没有了。 ”他接着解释道:“什么叫回到传统？所谓传统就是会一直传下去，传不了的就不是传统。每天都在前进，哪里回得去？”
为什么充当私塾顾问呢？他没有回答，只是无奈地说，原来说好的只是形式上挂个名，不采访，不拍照，现在全部不作数了。记者听到一个说法，私塾主人请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牵线搭桥，朱季海因为长期受到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的照顾，比如免收门票、免费提供开水等等，碍于情面就答应了。
他对现在的环境污染意见很大。“现在是垃圾文明，制造各种垃圾，所以癌症大量地出现”。他甚至对茶叶都表示了极度的不信任:“都是农药。”
每天都来双塔公园，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他无奈地说。朱季海的卧室就在街边，晚上总是睡不好。因此来双塔有三个目的:保持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还可以“补觉”。当交谈间听到一个笑话，老先生笑得茶水从口中喷出来，流出了眼泪。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实可爱的老人。
记者做东，请朱季海到饭店吃饭，一走进大厅，朱季海就说空气不好，都是油烟味。点饮料的时候，朱季海建议喝红酒——“喝点红酒对心脏有好处”，同时要兑着果汁喝。
他害怕生病，因为“看不起病，也没有人照顾”。因此朱季海说，活在当下要做学问，首先就是要“保护自己”。
朱季海说自己已经买不起书，每个月的收入，还不够吃饭和穿衣。
复兴私塾的负责人傅奇告诉记者，朱季海中午有时候到路边的小店吃点东西，有时候不吃饭。双塔公园里的一位老妈妈看他可怜，有时候中午做了饭请他一起吃。
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
朱季海1916年出生。他的父亲也是一位读书人，曾经留学日本，与革命领袖黄兴相识。
朱季海16岁起师从章太炎。对于“章太炎最后的弟子”一说，朱季海说自己并不是最后一个听章太炎讲课的学生，因为章太炎晚年授课是开放式的:交点钱，谁都可以来听。他是其中年纪最小的弟子之一，章太炎十分器重这个聪明而用功的学生，称其为“千里驹”，并委以重任，所以外界有“最后的弟子”一说。
“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却说‘一句也不记得了’。”
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革命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
“章老师要我办两件事:一件是筹办章氏国学讲习所；一件是创办《制言》杂志。”朱季海回忆说，自己跟章先生学习，主要的方式就是聊天。
章氏国学讲习所于1935年创办后，章太炎指定朱季海担任主讲人，当时朱才20岁左右。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弱冠青年为一群比自己年长的读书人讲学，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令人惊奇的是，朱季海读大学选的专业是物理学，因为“对一切都感兴趣”。朱季海毫不犹豫用一个词形容年轻时候的自己——“潇洒”。那个时候的他，和其他时髦青年一样爱玩，喜欢看电影；不同的是，他对世间万物，甚至高深的学问，都怀有浓厚的兴趣，“研究也是玩”。
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朱季海最爱谈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次北京之行。此行的起因并不令人愉快，因为章氏国学讲习所的缘故，他与同门发生了矛盾，愤而赴京观光。此次的北京之行，却令他眼界大开，收获颇丰。应蒋梦麟邀请，到北大藏书楼新馆开馆仪式上助兴；跟德国学者李华德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本来还想学古琴，可惜心仪的老师不在；而最让他感到舒心的是，白天逛东安市场的书摊，晚上在故宫武英殿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读道藏(道教经籍)。
在朱季海的记忆中，这段在北京的时光充实而愉快，这是他以后两次来北京所难以感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