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中，令人怀念的，不是洪、杨，而是石达开。 历代农民起义，不乏洪、杨一类人物，作为最高领袖，他们有的是权谋和帝王思想，能忽悠和驾驭民众，使民众甘愿为他们献身。他们的身影，覆盖了整个运动；他们的话语，决定了运动的方向。但他们却不是运动的灵魂。
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他祭的不是李自成，而是李岩，是李岩成为了明朝末年那场民众运动的灵魂。灵魂，要有悲剧性，李岩之死，是为运动献身，其身心之悲苦，足以感动后人。石达开更是如此，作为天王的叛逆者，他的命运，是一出更为壮丽的悲剧，是由伟大的民众运动造就出来的深刻悲剧。 石达开是当之无愧的太平天国运动之魂，正是有了石达开，我们才从这场血雨腥风的运动中，看到了真善美的存在。运动早已终结，可灵魂还在召唤未来，一本《石达开遗诗》问世，召唤了一批又一批共和国战士，当红军沿着他当年西征的道路来到大渡河边，是他的灵魂成了引导红军绝处逢生的先知。要让他的灵魂在我们的共和国里安息，要让他的悲剧给我们一点永恒的启示。 天国悲剧，从石达开出走开始，他为什么要出走呢？他的悲剧，是命运悲剧，也是性格悲剧，他是命中注定要与王权决裂的，不管是清王朝的王权还是天国的王权，他都要决裂，这由他的性格即自由意志所决定，这就是命。 一、石达开为什么要出走 战场上，石达开是曾国藩的苦手。 本来两人用兵，一善用正，一善出奇，各有千秋。
可曾国藩自出兵以来，遇石达开，始一败再败。他与石达开第一次交手，是在湖口。那时，他率湘军水师，势如破竹，直扑湖口。 石以大船载沙石，沉堵航道，于湖口西岸扼一隘口，湘军水师突入，被石氏堵塞隘口，分割在外江和内湖，分别击之。 曾国藩因座船被夺，文牍俱失，愤而投江，被左右救起，棹入陆营。此后，石氏已占江西大部，曾氏被困于南昌，却不动如山。 恰于此际，东王杨秀清飞檄石达开，命其东返，谋解天京之围。 石氏奉命，班师回朝，行前仰天长叹：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矣！ 或曰：吾观曾氏用兵，不过尔尔，先败于湖口，再败于九江，今又被困于南昌，何必多虑呢？石氏叹曰：用兵非其所长，然其将将，无可匹者。
曾氏治军凝然，石氏用兵潇洒，皆一时之帅才。 两人风神各异，自不待言，然行为亦有相似，却被人忽略了。 两人都曾负气出走，可君臣际遇不一样，结局当然也就不同了。 比较一下两对君臣的关系，先来看曾国藩和咸丰帝。 曾国藩以丁忧，说走就走，虽曰守制，但尚未请示就放下军机，这不是小问题。皇上没有因此责他，反而赏了他三个月的假，示以小恩。 可他一提到要实权，皇上就毫不含糊的批准他回家，给他卸了磨，却还留着他这条驴，让他这条驴在家守制，成全他做一头名教之驴。
他有一肚皮官司堆积如山，可他还是忍。君臣之间心照不宣，来往的上谕和奏折，讲得都是面子上的大道理，将那些肚皮官司泡了一坛子酸菜汁，放在一边儿发酵。 他扛着名教的旗帜，要理学的面子，皇上就给他搞面子工程建设，尽量照顾他的面子，他呢，也很能体贴皇上的用心，因此，他们没有闹翻。 他知道，湘军是一支体制外的力量，要朝廷接纳它很难，将它纳入朝廷的榫卯也很难，朝廷如何接纳它是皇上的事，怎样将它纳入朝廷是他的事。 这就要磨合，在磨合期内，要搞面子工程建设。 而石达开与洪秀全之间的关系，就不是面子问题，而是骨子问题。天王在天京滥砍滥伐，面子早已千疮百孔，不值一提，一刀刀都砍在骨子里。 石氏出走，起初非有战略远图，亦无既定政治目标，更非一时率性，如浪子远游。他在天京主政，可人身并不自由，以讲道出了南门，立马就走。
由铜井渡江，前往安庆。他在安庆，驻留了三个多月，看透了一切。洪秀全这才慌了，罢免兄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派人送来“义王金牌”，邀他回京主政。 可石达开不信。一来不信洪秀全所谓“诚意”，二来反对洪只守天京。 天王两次调他回京，他都无条件遵命，结果葬送了他的西征。 这次，他提出了折中方案：赴援江西，进取浙江，配合天京作战。他虽然对洪不满，但还不想与洪闹翻，因为，他还要维护太平天国政权。 此时，他已深知洪为人阴险，起义诸王，如今只剩下他俩，要么他取代洪，否则洪必灭他。现在一切都水落石出，惟有他知根知底。 那些死去的人，死到临头，都不知早已被洪算计，而他已知。
洪秀全的算计，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就已开始。那时，洪本来是去投靠冯云山，可他却利用冯云山入狱，起用了萧朝贵和杨秀清，用巫术将冯排挤。 萧最早看透了洪，难免恶言恶语，金田起义时，洪又与杨秀清合作，将萧朝贵排挤，所以永安建制时，原来五王共和，改为皆受东王节制。 冯、萧二王，力战而死，看似偶然，实亦欲以死明志。 洪、杨合作，从表面上看，杨飞扬跋扈，占尽上风，实则洪已阴结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握有绝对优势，却以忍辱蛊惑杨的野心，并煽动韦、石二人。 韦与杨有私仇，一有天王指令，就下杀手，洪佯装不知，待韦杀够了人，就以石氏来号召，再将韦杀掉，看似平民愤，其实是杀人灭口。 一个文不得、武不得的家伙，竟然一步步走向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