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理梦碎
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签字时中日代表合影。左起：外交次长曹汝霖、外交总长陆征祥、秘书施履本；日方参赞小幡西吉、驻华公使日置益、书记官参赞高尾。资料图片
顾维钧(1888—1985)，江苏嘉定人。前清时赴美留学，民国后为外交部参事。图/SDYX
除了无休止的内部斗争，陆征祥还要面对代表团内部的观念分歧。
尽管北京政府和陆征样不愿将山东问题诉诸大会，但由于山东问题是对中国主权危害最大、中国人民又期待甚殷的焦点问题，而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中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亲美派从未放弃将山东问题提交和会的努力。
1月21日，顾维钧等人在陆征祥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直接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决议。陆征祥得知后，不得不向代表团通报，中日两国已在1918年秘密签署山东问题换文，阻止了顾维钧等人主动提出山东议题的要求。
然而，陆征祥信守中日秘密协定的努力并没有换来预期的结果。1月27日，日本代表在“十人会”上悍然提出要继承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而对“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直到此时，陆征祥才彻底看清了日本妄图吞并山东的侵略意图。
由于对日本的突然袭击毫无准备，陆征祥不得不称病回避了这次会议，而让代表团自行决定赴会人选。这才出现了施肇基拒绝出席、王正廷不愿发言的尴尬局面。
1月28日，临危受命的顾维钧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有礼有节、掷地有声的演讲，阐述了中国要求直接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的正义主张，同时对日本出兵赶走德国，英国及其他盟国对德国军队的牵制都表达了诚挚的感谢。演讲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欧美各国媒体争相报道中国代表团的呼吁，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国际舆论的支持，一度使中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尽管对美国所宣扬的世界公理深表怀疑，走投无路的陆征祥还是寄希望于美国和英国的外交调停。然而，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最终证实了他的怀疑，同时也彻底击碎了中国人的公理梦。
3月下旬，得到北京政府授权的陆征祥重返巴黎。此时，五大国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巴黎和会日渐显现出帝国主义分赃的性质。山东问题成了列强讨价还价的筹码，被放到了平衡彼此利益的天平上。种种迹象表明，巴黎和会完全不是所谓的公理至上，而是彻头彻尾的强权政治。陆征祥悲哀地叹息：“强权利己之见，绝非公理正义所能动摇。”
既然公理不存，陆征祥只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谋求山东利益之保全。4月5日，他会见法国外长毕勋，提醒对方，倘若山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危及法国在中国的利益。4月8日，他又拜会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希望以门户开放为诱饵，争取意大利反对日本独占山东。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未能阻止列强之间肮脏的交易。
4月22日，陆征祥、顾维钧应邀到美国总统威尔逊下榻处开会。威尔逊宣称，中日两国已有成约，是中国自己把问题搞复杂了，而日本与英法就山东问题早有协议，不能违背。因为有约在先，美国也无能为力。随即，宣读了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日本继承德国的胶州租借地及中德条约所规定的一切特权，然后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日本仍享有胶济铁路在内的全部经济权利。陆征祥当即表示拒绝这一方案，但已无济于事。
两天后，中国代表团向英、法、美三国呈送说贴，力陈山东方案的危害，并再度让步，先将胶州交五国暂收，日本必须在一年内将其交还中国。同时中国还愿意支付日本相应的军事费用，并将胶州湾全部开为商埠，试图挽救危局。可惜，这一努力最终在日本退出和会的要挟下宣告失败。
4月30日，山东问题被写入《对德和约》。这一消息经梁启超传入国内，国人公理梦碎，毫无心理准备的中国知识界率先走上街头，立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即使在美国借口中日密约推卸责任的时候，迷信威尔逊公理的五四青年们仍然在美国使馆前高喊着“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无奈的英雄
“五四”运动的爆发让北洋政府举棋不定，内阁时而同意签约，时而又暂缓签字，陆征祥和代表团始终得不到明确的指示，只能孤军奋战，努力争取山东权利。
权衡再三，陆征祥提出了有保留签字的斗争目标。即在对德和约中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持保留意见，但仍然签字。然而，遗憾的是“保留签字”的努力也因得不到列强支持而宣告失败。
此时，国内的“五四运动”如火如荼，旅法学生和华工也一再向代表团请愿施压要求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6月23日，既怕拒签开罪列强，又怕签字激起民愤的北京政府一度电令陆征祥签字，随后又觉不妥，要求陆征祥自己拿主意。心力交瘁的陆征祥在圣鲁克医院里作出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抗命的决定。
6月28日，凡尔赛镜宫貌似庄严的签字仪式上，唯有中国代表的两个座位空无一人，主持和会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虽露不悦之色，却也无话可说。就在对德和约签字的时候，一份说明中国代表拒签原因的声明被送到各国代表手中，同时巴黎各大报馆也收到了同样的文件。中国代表拒绝签字的举动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由于“擅自”决定拒签合约，陆征祥和代表团成员集体辞职，结果未获北京政府批准。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就对奥和约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成功收回了奥匈帝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的巴黎之行也由此避免了彻底失败。
巴黎和约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分赃本质，一度标榜为公理化身的美国和英、法、日、意沆瀣一气，不过是一丘之貉。“五四”运动后突然觉醒的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们在突遭背弃之后，掀起了全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浪潮。
正如硬币的正反两面，由拥护伟大的外国朋友，到反对帝国主义，其实不过一线之隔，但却埋下了众多难以诉说的后果。正如顾维钧对巴黎和约的评价，“这种决定无疑将在亚洲播下动乱的种子，对中国和世界和平都无益”，正是这粒种子最后演变成了中日两国长达十四年的残酷战争。
1919年底，陆征祥由巴黎经意大利回国，途经上海时，受到了数以万计群众的欢迎。每人都挥动小旗，旗上书：“欢迎不签字代表！”他突然发现，一年前还是同样的人在同样的地点欢呼着“公理战胜强权”、“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