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7时，这清晨的宁静被打破了，一辆又一辆轿车，送来了一批赋有特殊使命的神秘人物:彭德怀及其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高岗及其秘书华明；总参谋部作战参谋成普、机要参谋海欧，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几位身份不明的苏联同志。
10分钟后，飞机轰然作响，像一只巨大的铁鸟，射向灰色的天空。
机舱内一片沉默，许多人都是初次见面，相互间不知姓名。毛岸英与张养吾并肩而坐。张养吾是一位年已45岁的知识分子，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教育系，1938年毕业于抗大四期，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彭德怀的行政秘书。
起飞不久，坐在前排的一位苏联同志掉下一支钢笔，毛岸英拍拍苏联同志的肩膀，指着钢笔说:“格尔瓦斯!”
张养吾学过几句俄语，知道这“格尔瓦斯”就是俄语中的“钢笔”。他好生惊奇:这个同志年纪轻轻的，怎么懂得俄语呢?于是他就比较注意毛岸英的举动了。
沈阳北陵机场。暴雨还在“哗哗”地下个不停，下飞机都成问题，这一行人被迫在机翼下避雨。
张养吾指着毛岸英，悄悄问彭德怀:“那个小同志会讲俄语嘛，他是谁?”
彭德怀似乎忘记了毛泽东关于“保密”的要求，也悄悄回答:“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叫毛岸英，原来在北京机器总厂当党总支副书记，今后你要多关心他，还要注意保密!”
雨势稍减，毛岸英随彭德怀、张养吾、郭洪光上了一辆轿车，到高岗家稍事休息后，又来到沈阳市和平街1号。
这是一幢铁门青砖环抱的小楼，原来是东北军阀万福临的公馆，现为中央东北局的交际处，毛岸英随彭德怀在沈阳期间，就在此工作和休息。
当日傍晚，彭德怀心不在焉地吃了晚饭，然后把张养吾、毛岸英、郭洪光叫到一间会客室开会。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中央决定派志愿军到朝鲜，帮助朝鲜人民军打击美国侵略者。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决定!从今天起，我们4个就是一个党小组，你们说谁当小组长?”彭德怀开门见山地说。“毛岸英在工厂当过副书记，我选他当小组长。”张养吾首先建议。彭德怀接着说:“我同意，小郭同志呢?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以后我们这个党小组，就由毛岸英同志负责。”
其时，东北边防军尚未改成“志愿军”番号。毛岸英所在的这个党小组，可以说是志愿军的第一个党小组。后来党小组又增加了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朝语翻译金昌勋和驾驶员刘祥等人，仍由毛岸英任组长，直到他牺牲为止。
毛岸英对工作极端负责，成立党小组的当天晚上，他就找郭洪光谈心。郭洪光如实向小组长汇报思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部队去带兵……”
当时，毛岸英真想批评郭洪光，但又忍住了:因为他对郭洪光毕竟还缺乏了解。第二天，毛岸英找张养吾商量:“郭洪光不想到朝鲜，这种思想不好!你看应该怎样帮助他呢?”
张养吾想了想说:“小郭原来是廖汉生部队的一个连长，可能不太想干警卫员这个工作。另外，我们这次跟彭总出来，事先毫无出国作战的思想准备，他可能也有点想法。”
毛岸英大惑不解地问:“难道彭总事先没打招呼吗?”张养吾笑了笑说:“10月4日上午中央派飞机接彭总，彭总还以为是来参加财经工作会议呢!带的都是财经方面的材料，把我这个行政秘书也带来了，反而把军事秘书留在西安，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问题……”
“嗅，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小郭有点想法也不奇怪，不要把问题看重了。你再跟他聊聊，讲点道理吧?!”
毛岸英欣然接受了张养吾的建议，像朋友似的再次找郭洪光促膝谈心。他谈自己对出兵朝鲜的认识，谈自己结婚不到一年，妻子正在生病住院，为什么还坚决请求参加志愿军……”
郭洪光被深深感动了，他真诚地对毛岸英说:“毛翻译，我想通了。你是地方同志，还主动要求到朝鲜。我是军人，还能后退吗?你看我今后的行动吧!”
郭洪光没有食言。他尽心尽职地照顾和保护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才回国。
毛岸英10月10日傍晚随彭德怀等人从沈阳到达安东(今丹东)，住在“伪满八大景”之一的镇江山下一座日本人营造的洋房里。
次日上午，彭德怀奉召紧急返京开会。难得清闲的毛岸英与张养吾结伴而行，在安东中山公园里玩了半天。
在欣赏北国风光之余，他俩谈哲学、历史、俄语。这是他俩共同的爱好。知识的交流，使这两颗陌生的心灵贴近了。时近中午，他俩坐在一块石头上小憩，毛岸英向这位兄长般慈祥敦厚、教授般学识渊博的忘年之交敞开了心扉……
张养吾是第一次听说毛岸英的母亲叫杨开慧，第一次听说毛岸英曾经在上海流浪、在苏联留学……
毛岸英的不幸遭遇和非凡经历，使张养吾同情、敬佩、激动。他从毛岸英身上，看到了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缩影……
10月23日黄昏，毛岸英搭乘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任荣的座车，从长甸河口渡过鸭绿江，踏上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