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奇的是，朱季海读大学选的专业是物理学，因为“对一切都感兴趣”。朱季海毫不犹豫用一个词形容年轻时候的自己——“潇洒”。那个时候的他，和其他时髦青年一样爱玩，喜欢看电影；不同的是，他对世间万物，甚至高深的学问，都怀有浓厚的兴趣，“研究也是玩”。
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朱季海最爱谈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次北京之行。此行的起因并不令人愉快，因为章氏国学讲习所的缘故，他与同门发生了矛盾，愤而赴京观光。此次的北京之行，却令他眼界大开，收获颇丰。应蒋梦麟邀请，到北大藏书楼新馆开馆仪式上助兴；跟德国学者李华德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本来还想学古琴，可惜心仪的老师不在；而最让他感到舒心的是，白天逛东安市场的书摊，晚上在故宫武英殿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读道藏(道教经籍)。
在朱季海的记忆中，这段在北京的时光充实而愉快，这是他以后两次来北京所难以感受到的。
谈到同门，记者问到他不肯见大师兄黄侃的传闻是否属实，他立刻否定了这个说法:“有机会我当然会去看他。”他介绍说，章老师与黄侃关系很好，写了文章都要给对方看。说起这些，他的眼圈开始红了。
而对于章太炎的另一著名弟子鲁迅，朱季海却颇有微词，尤其是对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写道“(章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是为什么？”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革命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朱先生认为，要救国首先要有文化，“没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鲁迅的出发点并不坏，但是认识不清”。“办《制言》，也是为了制约他们这种全面学习苏俄的倾向”。
“但是我还是可以理解他的偏激，因为他的父亲死得很冤枉”。
1946年，精通英、德、日语的朱季海来到南京国史馆工作。他看不惯擅长钻营的副馆长，副馆长也很不满，说他“目无官长”；朱季海听到后还击说:“此乃‘长官无目’！”。因此，两年后他没有随同“南京国史馆”迁往台湾。“副馆长是个官僚，学问是有的，但也谈不上有多高明，但比现在的一些官员要高多了。”朱季海说。
对于越来越厚的学术著作，朱季海一直非常不以为然。“那是给文盲看的。文盲也不看，就摆在那边装样子”。他认为一本书也许都比不上一条注释。建国初，他给吕叔湘主持的《语言研究》投稿，不见回音。后来在上海见面了。“我问他，稿子怎么样，怎么没有发呢？他说，我们这里要论文的，一条一条的东西不能出。我就说，什么叫一条一条，学术就是问它是不是真理。结果他一回去马上就发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语言研究》上发表文章”。
一位贫困潦倒的大师
不少人说，以朱季海的条件，到大学当个学术带头人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事实上，朱季海曾经给学术带头人上过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曾经应聘到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给文学、史学、美术三个系的学术带头人上课。南京大学也请他给老师上过课。
然而，朱季海在建国后没有成为任何一家单位的正式员工。这是为什么呢？那样，至少可以保证衣食无忧，不必为生计担心。
朱季海回答说:“那时候还可以做事情，我不需要那些东西，我需要的是时间。以前一个星期有3次的政治学习，从‘文革’之前就这样，这样就没有自己的时间。这是一个选择，做这个，就不能做那个。我那个时候不在图书馆、博物馆，就在朋友家里看东西。”
他又加上一句:“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职位，可能你今天就见不到我了。”那个时候，指的是从新中国建国到“文革”结束，在历次运动中著名文化人物纷纷落马，遭受各种迫害。朱季海有两次逃往苏州郊区，其中一次就是得到要被批斗的消息。
朱季海的书法堪称一绝，不少人上门求购，可是据说他对于自己的字十分爱惜甚至悭吝，不肯轻易下笔；即使有人请他吃饭，或者帮他办事，他也不肯动笔。
对于这种说法，朱季海显得很淡然。他对记者说，早年别人要他写字，他是提笔就写，不当回事，可是“现在不能写了”。
“90年代他们找我写字，苏州郊区的一个公墓，有三块牌坊，每块上面要写四个字。一块是启功写的，一块是赵朴初写的，还有一个找我写。一个字一千块，轻而易举，但是我推掉了。我说我现在不能写，原因是什么？不是钱的问题，一万块我也不敢写。到时候走过去我自己是要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