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岁月见真情
1927年8月1日，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8月24日，陈赓在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途中的会昌战斗中负重伤，左腿中了三颗子弹，胫骨、腓骨全被打断。10月中间，陈赓历尽千难万险，经过汕头、香港来到上海疗伤。
自从在武汉二人分别以后，王根英一直期待着陈赓的信息。如今，忽见陈赓拖着重伤的腿，历尽艰险来到上海，便把他安顿在家里，尽心照料，并且马上帮助他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了解陈赓伤势严重，想方设法把他送进上海著名的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当时王根英正在党中央机关担任交通，时常到医院探视和照料陈赓。牛惠霖大夫和他弟弟牛惠生的医术高超，按照陈赓的愿望，把折断的腿骨重新给他接起来，保住了这条多处负伤的腿。
1928年4月，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成立了中央特科。在中央特科的下面，设有情报科(二科)，陈赓曾在苏联学过保卫工作，因此被任命为情报科长。当时陈赓需要依托家庭作掩护，他在环龙路(今南昌路)租了一间房子。王根英不仅自己和陈赓住在一起，还把自己的妹妹王旋梅和弟弟王心昌带来，组织了一个大家庭，作为掩护，以避免敌人起疑心。第二年，王根英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知非。为了避开侦探和特务的追踪，他们经常搬家，改换姓名。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陈赓每次都须选择出路多、遇事便于躲避的住房。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当中，他们就搬过五次家。在此期间，王根英机警地掩护着陈赓，有力地保障了他的安全，使他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王根英自幼生长在上海滩，很早就参加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平时，她细心地观察房前屋后的动态，注视着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随时都在考虑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惊险紧张局面。无论是对待警察、巡捕的查问，或是遇到便衣特务的打探，她都能够机敏地对付过去。她对同住的弟弟、妹妹，也经常进行保守秘密的教育，弟弟王心昌还帮助陈赓送过信。
为了避免敌探特务的追踪，王根英从不让知非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门牌号码。知非三岁的时候，一天趁大人不注意，独自跑到街上去玩。他看到“红头阿三”(按:指的是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的枪，忽然想起前几天他爸爸藏在枕头下的枪，便天真地说:“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印度巡捕的警觉，他盯上了知非，紧跟他到陈赓家门口。这时，王根英正好出来寻找知非。巡捕问她:“你家有枪吗？”王根英想到可能是知非童言无忌，泄露了机密，便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因为王根英讲话的神情从容自然，印度巡捕信以为真，就离去了。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在顾顺章叛变以前，陈赓同顾顺章工作关系密切，不仅陈赓工作上的来往关系顾顺章都晓得，他的亲友顾顺章也都认识，这事发生后，周恩来便叫陈赓隐蔽起来，免遭敌人暗算，不久又派他去天津。在天津工作3个月后，陈赓被党组织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王根英带着孩子留在沪东区坚持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派帅孟奇到上海筹备工人反帝大同盟。她在沪东区找到王根英，转达了党中央团结各阶层人士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并且指定王根英负责沪东区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的工作。从此，王根英投入紧张的抗日斗争中。她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日夜不停地奔忙着。1932年，全国总工会成立了女工部，王根英被调去担任部长，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夏之栩任女工部秘书。她俩带着知非住在英租界的一个房子里。王根英几乎每天都往工厂里跑，她走后孩子就由夏之栩照看。
不久，陈赓从鄂豫皖苏区到上海来了。原来，在1932年秋的新集(今新县)胡山寨战斗中，陈赓右腿膝盖处负重伤。10月，当红四方面军越平汉路西进的时候，陈赓离开部队到上海来医治腿伤。陈赓这次来到上海，又是经过王根英找到党组织的，也还是在牛惠霖医院里治疗的。陈赓腿伤治愈后，准备在1933年3月下旬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党组织原决定王根英和他一同前去，王根英心里非常高兴。不料在他们动身前夕，陈赓突然因叛徒出卖被捕。王根英看到周围的亲人处境险恶，忽然又得知陈赓被捕的消息，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4月1日，敌人将陈赓押解到南京去。王根英在闸北酒店楼上听到这个消息，一时间头晕眼花，支撑不住，她和怀里的知非从酒楼上掉了下来，母子都受了伤。知非摔下来的时候，被下面的人抓住一只脚，因而保住了性命，但却把脑袋摔破了个口子，送到医院里缝了好几针。此后，王根英在母亲家里住了几天，又到上海郊区乡下亲戚家里隐蔽了一个时期才又回到上海，设法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