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登基后，辅佐大臣黄子澄、齐泰等提出要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削藩，而且动手很快，众多藩王被废黜为庶人，其中湘献王吓得自焚而死。朱棣不免惊恐，向姚广孝请教对策，姚广孝力主起兵夺权，一场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斗争至此拉开，史称“靖难之役”。这一仗打了三年，姚广孝虽然没有亲临前线，但战场大事，如是攻是守，是进是退，朱棣全都派人向他请教，他是朱棣主要的谋士。到了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朱棣大军进入南京，七月即皇帝位，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明成祖了，由于他年号为永乐，又称永乐皇帝。
至此，姚广孝所说的“戴白帽”终于应验。他自然也就成了朱棣的第一大功臣，被授以资善大夫、太子少师的官职，他那个“广孝”的名字，也是由朱棣此时赐给的。但朱棣同他谈话时，并不称他的名字，而是以“少师”的官衔相称，以示敬重。本来朱棣还命令他留发还家，他没有答应，平时还是居住在寺庙里，上朝时是官服官帽，退朝后依然一袭袈裟，终身保持着亦官亦僧的特殊身份。
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大批辅佐朱允炆的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铁铉等，在这场帝位的更迭中，由于始终忠心耿耿于朱允，最后都难逃一死。在这种皇权易手之际，臣下的选择实在是十分艰难的。这批人的命运，也正如本书书名所述—险象环生。
在这种改朝换代之际，处境最为尴尬的便是那些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君臣大义及伦理纲常为安身立命之本、出处行藏之则的臣下。拉旗造反的头儿们，如刘邦、杨坚、李渊、黄巢、赵匡胤、朱元璋、李自成等倒是无所顾忌，成者王侯败者寇，豁出命去赌一场。亡国之君们，如刘禅、孙皓、陈叔宝、李煜、赵佶、赵桓、朱由检等，更是别无他法，气数已尽，在劫难逃，只好拱手将江山让给别人，至于自己的生死存亡，节烈点的以身殉国，如朱由检，但几千年也只有他一人而已；其他人则是听天由命，完全将自己交由新主子安排。老百姓更是无所谓，自古以来，只有所谓“忠臣”，没听说有什么“忠民”，无论谁掌权，他们都是耕田种地，当差纳粮。掌权者管得松点，他们能吃上口饱饭，过上安生的日子，他们便是顺民；被掌权者逼得活不下去了，就揭竿而起，便成了乱民。唯独臣下，一个“忠”字，如同思想和精神的紧箍咒，牢牢地控制着他们。“一臣不事二主”，这是臣下必须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至于这个“主”是个什么样的，是昏是明，是残是暴，可以不必管他；而在这个“主”的统治之下，老百姓是死是活，更是无须放在心上。原来所谓的“忠”，只是忠于君，忠于上，而非忠于民，忠于下。如果那些被暴君压迫得活不下去的老百姓胆敢犯上作乱，臣下就得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扼杀。几千年来，几乎所有的臣下都是这样做的，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得到官方和正统史学的肯定、赞扬；如果有人对造反的百姓表示同情，甚至起而响应，那就是乱臣贼子，就会被官方和正统的史学所否定，遭到口诛笔伐。
但是，明朝的这场皇位之争有点例外。闹得不可开交的双方，原本是一家人，这可让臣下如何是好？方孝孺等人只承认既成事实，选择了维护旧主。当时做这种选择的，有一大批人，仅李贽在《续藏书》中以“逊国名臣”名目开列的，有名有姓的就有约两百人，尚有四百余人没有留下姓名；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株连而死的竟多达两千余人。因为一个孱弱的皇帝，竟然有那么多人付出了生命，也真令人惊心动魄！但也有些人做了另一种选择，即拥立新主，除姚广孝外，还有不少是明惠帝所倚重的大臣。当朱棣打到南京时，开门迎降的便是原来受命讨伐朱棣的大将军李景隆。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背叛，但《明史纪事本末》也没有将他列入奸臣名单。
同是一个时代的人，都堪称是当时的精英，身后之名都不差，但生前的遭遇却是天地之判，为什么呢？原来，即便在同一个时代，可供选择的人生道路也是千差万别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前面所说的，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只需要奴隶，不需要英雄，也是不准确的。任何时代，都可能既出英雄，也出竖子；既出大贤，也出大奸；既能得福，也会受祸。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人；同一个时代，也可以造就不同的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认识时代，如何去适应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