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尧:您有没有畏惧想退缩的时候？在本应该安享晚年的时候，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您，让您继续批判，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
沙叶新:我也有过片刻的软弱，有过短暂的彷徨。有时我会想，我这是何苦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知我者，以为我是"右派"，以为我爷爷是大地主，以为我父亲是国民党，以为我老婆是反革命；总之我是苦大仇深，才会写这些揭疮疤的文章，否则岂不是吃饱了撑的？其实，我有很好的家庭，有很好的儿女，有不错的房子，有小康的收入，心情一直非常好，始终是个快乐的人。当然，更无私敌，至少不会将把我视为敌人的当作敌人。我多的是朋友，这是我最大的财富。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天下无敌的人。我真的不愿意毁掉这来之不易的生活。我完全可以回到我的专业中去，重抄我的本行，写写话剧，满足自己艺术欲望；写写电视剧，过一过有名有利的幸福日子。但一想到我只为自己活着，而且是苟活，就觉得自己可耻、可耻，非常可耻！即便只为家庭活着，也让我觉得极为不安。身为知识分子，多少还应该为民族、为大众活活吧？应该为提升民族的精神高度，为推动社会的民主进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我是个快乐的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恻恻。我笃信生命应该是快乐的，生活应该是快乐的，工作应该是快乐的，家庭应该是快乐的，爱情应该是快乐的，友谊应该是快乐的，体育应该是快乐的，艺术应该是快乐。
中国话剧市场为何衰落
吴怀尧:商业戏剧在欧美历史悠久，目前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化的运作模式。但是在中国，戏剧一直都不是很景气，更不要说商业戏剧的正常的发展，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沙叶新:戏剧要贴近生活。而戏剧目前不景气很大原因就是面对真实的的生活它掉头不顾，因为它太真实，不敢面对；而面对虚假的生活它扑面而去，因为虚假能一团和气。戏剧不是为了观众，戏剧不是反映生活。而是为了得奖，为了五个一工程。但谁都不要看这样的戏。所以我觉得戏剧应该迈向真实的生活。人要活在真实中，戏剧也要活在真实中。但生活不要戏剧化。生活戏剧化会很恶心。生活戏剧化叫装酷作秀。我个人认为当代话剧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缺乏真实性，和现实生活无关，缺乏干预生活的激情。
吴怀尧:20世纪中国话剧我所知不多，您能否给我扫扫盲?
沙叶新:像任何新生事物一样，中国话剧也有它起源、成长、发展的过程。从春柳社开始，当时的话剧由时代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发起，以一种外来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典型如《黑奴吁天录》。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戏曲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走了另一种路数——反映现实、反映民间疾苦、反映社会问题，“戏剧为人生”的传统占了主导地位。这种倾向在抗日战争、民族危亡的时刻更显示出它的力量。建国以后是离开戏剧艺术本质越来越远的一个时期，话剧基本成了党的宣传工具。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所有文学艺术包括话剧，都被要求成为“螺丝钉”，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实际上，1949年以后，话剧是一个逐渐被工具化的过程。你几乎想不出，从1949年到1976年，有哪些话剧能在戏剧史上留存下来，当然，老舍的《茶馆》是个另类，是异数，它是不遵守领导指示而产生的作品，它的存在恰恰证明了，能在文学艺术史上留下来的作品一定不是“遵命”文学。
从1976年到2000年，话剧艺术在这25年中，最为兴盛的时期还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候戏剧走在其他艺术形式的前面，是戏剧带动了文学的复苏，现在人们还记得《于无声处》引发的巨大社会震荡。然而，再回过头去看那个时期的作品，就不能单单从“轰动效应”来评价了，应该从艺术价值等多方面对它进行理性分析。70年代末到2000年这个阶段的话剧艺术，和1949年以后的话剧艺术相比当然是个进步，思想内容上触及时弊，艺术形式上大胆创新，80年代的话剧在总体水平上要远远超出过去70年，但却没有高峰，没有经典，没有代表人物，没有新的流派，没有新的戏剧思潮，所以我的评价也不是很高，也不能很高。这种状况与1949年以来话剧艺术一直处于“讲话的限制之内”有关系，即便思想相当解放的80年代也未完全摆脱“讲话”的束缚，对话剧艺术本质的认识尚无新的思维和理念，可能有一些，但影响不大。
90年代以后，中国又进入另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时代，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构想大步地实现，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变化，这个时期的中国是我们自己所不承认的那个“中国”逐渐被国人接受的过程。社会思潮中，犬儒主义占了上风，声色犬马很自由，就是没有思想自由，这对艺术本该具有的人文精神带来了极大伤害。这个阶段的话剧，虽然花样百出、拼命想留住观众，但观众流失依然很多，好多话剧剧团因无观众都无法演出，导演、演员甚至剧作家纷纷“转战”电视剧，剧场门可罗雀，越来越小众化，小到只能自己欣赏了。被定位为“高雅艺术”的话剧是越来越衰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