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现象”表现为:
一、察言观色，千方百计地摸动态，诸如主席最近跟谁谈话，看些什么书，注意些什么问题等。陈伯达曾多次向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打听毛泽东在看什么书，田家英对此十分反感。这种“轧苗头”、摸行情的作风，宛如政治投机商。“理论家”的“理论”变成“随行就市”，变成墙头草。有时为了抢风头，连夜急就章，以求得“头功”，可谓“闻风而动”，可谓随机应变“胜如神”。
1959年8月，陈伯达上庐山出席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最初摸到的毛泽东的动向是纠“左”，因此他对彭德怀的信极为赞赏，曾当众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可是，毛泽东突然由纠“左”转为“反右倾”，狠批彭德怀，陈伯达赶紧随机应变，摸新的“行情”。陈伯达抓住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动态，日夜赶写“论证”的“文章”，题目也是来自毛泽东在195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即《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陈伯达急呈毛泽东。此文果然以中央名义加了按语，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不久，陈伯达加以修改、补充，在1959年第22期《红旗》上，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为题公开发表。由此，陈伯达不仅躲过一场政治危机，而且成了“反彭英雄”。
二、系统总结，即把毛泽东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零散的讲话，加以系统化、条理化，写成文章。“理论家”所做的是归纳工作，他笔中灌注的思维不是他自己的。进入“文革”后，毛泽东几乎不写文章，只是发布简短的“最高指示”，“秀才”们则写成社论或文章。
三、演绎诠释，根据领导的某一观点、某一“最新指示”，加以扩大，加以推理，加以说明，加以解释，变成一篇社论、一篇文章。在“文革”中，每逢发表一项“最新指示”，在陈伯达的主持下，总要演化成一篇社论。有一次，陈伯达在跟笔者聊天时，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我的本事就是把主席的一句话，谈成一篇《人民日报》社论！”
“理论家”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一味“紧跟”，文章充满八股味，就连毛泽东也发觉了这一点。在延安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时，毛泽东曾举陈伯达为例，说陈的文章现在不如过去生动活泼了。后来，陈伯达在为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作文字修润工作时，请求毛泽东删去这段话。
在对“文革”进行冷静剖析之际，应当对“陈伯达现象”予以曝光，并彻底铲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