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国民党赞扬一位新领袖的过程中，苏联顾问鲍罗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拥有国民党所急需的政治和军事援助，再加上孙中山生前对他的信任，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鲍罗廷的话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国民革命运动中，许多重要决定实际上是他做出的。在1924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原则是：联合国民党左派，促使国民党中派左倾，孤立国民党右派，通过使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策左倾的办法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按照这个精神，鲍罗廷当然得支持既有利于维护国共合作，又能调和左右派矛盾的人选。所以还在孙中山病重期间，鲍罗廷就曾对汪精卫透露了支持他为新领袖的信息，这也是汪精卫在改组国民政府期间态度左倾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对国民党政策有一定影响力的共产党人也认为汪精卫“当他还革命时，会把苏联顾问和我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而“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独立立场”，从而支持汪精卫，否定了胡汉民。
另外，汪精卫在改组国民政府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幕后活动，为自己当选国府主席费尽心机。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的领袖欲望迅速膨胀，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首先是政治上急剧左转，事事向鲍罗廷请示，在各种场合做出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姿态，俨然是总理遗志的继承、捍卫者。其次是排挤自己昔日的战友、现今的竞争对手胡汉民，私下改动胡汉民主持国民中政会的政府人选，交给报纸发表，却不让胡知道，以此架空胡汉民。第三是亲自到潮汕去见军方实力人物许崇智，为自己的当选拉住关键的一票。更让人产生垢病的是，在投票选举时，汪精卫自己投了自己一票。虽然这一票不是他当选的主要因素，但一向自命清高的汪精卫急于上台的迫切之情却也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当时负责唱票的会议秘书伍朝枢过后对人说：“我对汪本来相当敬重，但由此次选举来看，完全表现他是热心利禄的人，我从此就鄙视汪兆铭了。”
与汪精卫相比，胡汉民就显得书生气十足。在当时的形势下，胡汉民不是没有顺势出任国民党领袖的欲望，可他不愿为此而挖空心思使手腕，只想让别人捧他，做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以这种君子风度参加最高权力的角逐，加上政治立场上的不识时务，在这场争斗中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胡汉民的个人素质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国民党领袖。李宗仁曾评价胡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无政治家风度。他说：“当时党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的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由于人缘太差，造成人们对胡汉民“恶感多而好感少”，转而拥护善于蛊惑人心的汪精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