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历1910年2月2日，君墨邀胡适去一名唤花瑞英的伎家，说有要事商量，其实并没什么事，他只是看胡适曾称赞过此妓，以为胡适意有所属，于是以有事商量之由将胡适招来。“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观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亟称此二人，谓为后起之秀，余亦谓然。乃今年，二人皆已应征召，君墨仅得金韵籁地址，而不知花瑞英所易姓名及所居何里，近始得之。君墨以余尝称此伎，遂以为意有所属，故今日遽尔见招”。“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日记》)。是年花瑞英年方二八，刚开始“挂牌营业”。胡适一干人便扣门而来。大约此妓确为上品，一年后，1911年，17岁的花瑞英嫁与40来岁的刚断弦的南浔富翁张石铭，谁知张石铭上半年刚娶名妓，下半年又娶新妇，外宠甚多，花瑞英愤而离家出走，不得已重操旧业。张石铭又何许人也，此公乃民国元老张静江之兄长，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之叔伯也。18年后，1928年5月12日，胡适看到《晶报》上一条《张石铭身后一公案》的消息后。唤起了他的回忆，从中我们可以得知，胡适曾为花瑞英集过一联。据胡适自云：“宣统二年(1910)春间，我和林君墨都叫过花瑞英的‘局’，那时她还是初出来的第一年。我曾为集一联云：‘倚槛观花瑞，攀林搴落英。’上许敬宗，下谢灵运。”(《日记》)
旧历1910年2月5日“夜，诸人聚饮于伎者白玉茹家，余亦在坐”，“归寓已十一时”(《日记》)。2月6日，这一干人又到花瑞英家“打茶围”，打牌打到一点钟，此后又同赴一伎陈彩玉家，把人家硬是叫醒，搞了一个通宵。“晚课即毕，桂梁来邀外出散步。先访祥云不遇，遂至和记，适君墨亦在，小坐。同出至花瑞英家打茶园［围］，其家欲君墨在此打牌，余亦同局。局终出门已一点钟”。据邵雍在《中国近代妓女史》中介绍，在上海嫖妓是有一套比较复杂的程序的，一般先要“打茶围”，亦称“端盘子”，再到“叫局”，再到“吃花酒”，最后，才会“落水”(留宿)，一般对“长三”而言，先要“打茶围”，所谓“打茶围”，“客人对于长三，非由出场点曲相识，亦必有人为之介绍，往其家作茶会，曰‘打茶围’，不须给钱。有水果、瓜子、鸦片等相饷”(王书奴《中国娼妓史》，见李敖《胡适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打茶围”可一人，亦可多人，但规定只能以一人为主，这一人可以动手动脚，其他人只限于言语。“君墨适小饮已微醉，强邀桂梁及余等至一伎者陈彩玉家，其家已闭房卧矣，乃敲门而入。伎人皆披衣而起，复欲桂梁打牌。桂梁以深夜惊人清梦，此举遂不可却。余又同局，是局乃至天明始终”(《日记》)。
旧历1910年2月10日夜，他们又到花瑞英家喝酒去了。“是夜伯经招饮于富贵春，席终，余与仲实同赴邓硕麟君约，饮于花瑞英家，十二时归”(《日记》)。2月12日，一个雨夜，就是胡适光着脚板，用皮鞋醉打执勤巡捕，此后被罚五元的那夜。胡适在《四十口述》中道：“那一晚我们在一家‘堂子’里吃酒，喝得不少了，出来又到一家去‘打茶围’。”(《文集》)而当年的日记中则这样记，“是夜唐国华招饮于迎春坊，大醉，独以车归。归途已不省人事矣”(《日记》)。这两个叙述不十分一致，也许当年日记所记更准确些吧。
看来这几个月，胡适几乎成为“问题青年”了，叫局吃酒，赌博学唱，一些坏的生活习惯都粘染上了，由于那时娼妓是有不同流品的，“书寓”、“长三”、“幺二”统称为“堂子”，大概属于正规的营业，有执照，纳捐的。而“咸肉庄”、“咸水妹”、“野鸡”之类的属非法经营，小本买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胡适之们逛窑子多为中等消费，书寓先生之类非他们这帮穷汉所能消费得起，而野花流莺又非他们文人雅士所乐意。于是，中等娼妓往往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但堕落到什么程度呢？所幸这帮年轻人都没有什么钱，所以只能量力而穷开心。“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林君墨和唐桂梁请了一位小喜禄来教我们唱戏”。他们也仅止于叫叫局，吃吃花酒，打打牌而已。据不完全统计，此段时间，他接触过的妓女计有赵春阁、花瑞英、金韵籁、白玉茹、陈彩玉等人。要说明的是，逛窑子也并非只意味着皮肉交易。喝茶、打牌、作诗、献唱、陪聊亦是娼妓的种种服务项目，而胡适们也止于“打茶围”、“叫局”、“吃花酒”，只是在“池塘”走来走去，鞋子有点湿，但最终没有“落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