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狭隘地以为高喊“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胡适是反孔的，非儒的。然而事实上，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对孔子是相当尊崇的。尽管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是主张民主自由、个性独立而反对封建礼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全面否定孔子以及孔子思想。甚至在有些时候，他的行为多少透露出传统孔学思想的印迹，因此呈现出矛盾的、不尽合理的表象。比如，他一方面推崇婚姻自由，一方面却又服从包办婚姻；他一方面反对愚孝，一方面却又因为“孝”字而在母亲面前放弃了个性解放。
对孔子的尊崇，必定使胡适的内心深处保留着一份传统。这份传统中，有孝，也有忠，自然也会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忠君尊王”的孔学思想。这也就不难解释他感动于末代皇帝溥仪的“召见”了。
胡适与溥仪，很显然的一对矛盾体: 一个代表着民主，一个代表着封建。因此，当他俩见面的消息传出紫禁城之后，一片哗然，却不知民主的胡适在遭遇封建的旧皇帝时，居然有些惶惶然。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虽然并非无忧无虑，但也逍遥自在。在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红墙内的小皇帝对外界的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眼镜、电话、自行车。同时，他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形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也就“认识”了胡适，读过《尝试集》，也读过《文存》。
有一天，他拨弄着刚刚安装好的电话，翻着电话号码本，玩儿心陡生，先将电话拨到了京剧演员杨小楼的家，学着京剧里的道白腔调问: “来者可是杨——小——楼呵？”然后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订餐，胡乱报了个地址。玩儿了一阵后，他就突然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腔调说话，随即一个电话打到胡适家。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22年5月17日
拜见废帝，引来哗然一片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
突然接到皇帝电话，胡适很愕然，不敢相信。
当时电话接通后，他听到的第一句问话是: “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胡适试图猜了一下，但觉无聊，便直接问: “你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哈哈哈”的笑声后，说: “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胡适自然愣了片刻，不知是继续追问，还是自语: “宣统？……是皇上？”小皇帝的声音干脆利落，也有一种居高临下之威言: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电话断了，胡适捉摸了半天，还是不能确定，赶紧去问庄士敦，证实此事。
胡适与庄士敦的结识缘于他俩都是北京一个国际性团体“文友会”的会员。“文友会”由中、美、英、法、荷和苏联等国籍的人士组成，定期开会，讨论内容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化。胡、庄曾经先后担任过该会会长。
溥仪给胡适打电话，只是玩笑。他让胡适“有空到宫里”，也只是随便一说。但在胡适看来，这是皇帝对他的“召见”，自不敢怠慢。他在进宫之前，先做了一番准备，向庄士敦了解了溥仪的近况。对此，他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1922年5月24日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宣统，成绩颇好；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故宣统也很感激他。宫中人很忌庄士敦，故此次他想辞职，但宣统坚不肯放他走。
看得出来，对于皇帝的召见，胡适并不排斥。也看得出来，他对溥仪这个人很有兴趣，似乎很欣赏小皇帝的独立意识。不过，他到底是新派人士，在向庄士敦了解宫里的一般规矩时，也很担心会被迫三跪九叩，他自然不能接受，也顾及到传出去名声受损。直到确定小皇帝并不会让他磕头，而且他听说小皇帝脾气还好，就放了心，去了。
一个星期后，胡适如约走进了紫禁城。他在日记里记载了这次的会见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