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书法
乾隆之后的皇权继承者们，也都学着乾隆的样儿，崇尚男风，以搞同性恋为乐。清咸丰帝奕詝和优伶有过同性恋的关系，例如当时全国有名的小旦朱连芬，就常被召入圆明园，侍候皇上。有个姓刘的大臣对此进谏，被革了职。游荡成性、才十九岁就死去的同治帝载淳，在十八岁时曾假扮富商，微服出宫，在一个酒店中认识了一个从河南来的书生，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同治并自愿为妇。以后他们俩还在大街上手拉手、相互拥抱而招摇过市。后来此事传入宫中，宫中立即派御林军保驾回宫。而那个书生也慌忙回乡，从此不敢再进京会试了。
宣统帝溥仪从小也有同性恋的习惯，潘季桐的《末代皇帝秘闻》中说：“溥仪自成平民以后，坦白地对来访记者承认：小时候喜欢手淫，特别喜欢把漂亮的小太监叫到身旁，替我那样，而且我叫他们怎样，他们当然就怎样……溥仪甚至叫太监用口来替他手淫。换言之，也就是行同性爱罢了。”
当然，严格说来，这些满清皇帝并不是“纯粹同性恋”者，而只是“双性恋”而已。
乾隆大帝开创同性恋盛世？
虽然有清一代就有男风，但是究其气候，还是在乾隆年间形成的。乾隆朝的同性恋之风，不但京城商埠浩荡，边疆农村也劲吹；不单皇族乐此不彼，官吏、名士、民众也好这一口。
一、官吏以当“旱路英雄”为荣
清代的官员搞同性恋有两个特点：一是多拥有自己的侍童、侍官、侍员，常侍左右，以至荐枕席；二是玩弄优伶，蔚然成风。
清末上海《申报》中《赛金花遇贵二志》一段说：“名伶于庄儿之相好，如立侍郎、余御史等，皆以风流自命，自喜水旱并进者。于庄儿初为相公，乃‘旱路英雄’ 与立侍郎、余御史均有香火缘。”这里所谓“旱路英雄”和“香火缘”都是男同性恋的代名词。“立侍郎”系指当时的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立山，这么一个朝廷重臣，和优伶的同性恋关系公开地登了报，并视为风雅脱俗之事，可以充分说明当时男风之盛了。当时的京师大臣几乎无不以召伶侑酒作为夜生活之一，这种同性恋的活动连宫中太监、满族贵胄几乎无一不好。
《孟学斋日记》云：丁兰为扬吉人，西同司及给事中，孙某中书丁士彬、刑部郎崔某……浮浪轻率，语言粪土，士彬儇佻无行，面目失色而顾影自媚，娈童崽子之名，居不疑崔某市井少年，恶处无赖，柳中士夫风气扫地至此，原可类也。
乾隆年间有名的才士、状元与陕西巡抚毕秋帆在政治、军事、文学和考证方面，屡建功勋，他也是个同性恋者。《罗延室笔记》描述他贵为总督，也和妻妾毫无关系，把妻妾冷落一旁，而在他左右朝夕侍奉的则是他落魄时所结交的伶官李桂官。
他们俩朝夕相对，形影不离，以致人们称李桂官为‘状元夫人’。一般趋炎附势的人有事纷纷去找李，以致李成为当时京中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人了。
清代赵翼的《簷曝杂记》云：“宝和班有李桂官，娇俏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得修撰，故李有‘状元夫人’之目，余识之，故不俗，不徒以色艺称之。”清代钱泳的《履园丛话》中还说，毕秋帆本好龙阳，他任陕西巡抚时，幕中宾客也大半是同性恋者。一个政府部门中大半官员是同性恋者，实在说明此风之盛了。毕秋帆的同性恋在清代十分出名，以致清代描写男同性恋的著名小说《品花宝鉴》就以他为基础塑造出那个小说的主人公田春航了。
二、名士以拥男色颂男风为雅
清朝的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都作诗撰文歌颂同性恋，或自身就是同性恋者。例如清初著名的诗人、画家吴梅村就写过《王郎曲》，公开称颂男色，其中这样一些句子描述当时的一些人对王郎眷恋得多么如痴如狂：……五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
宁失尚书期，恐见王郎迟，
宁犯金吾夜，难得王郎暇。
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声声俱息。
移床倚坐看王郎，都似郎与不相识。
往昔京师推小宋，外戚田家旧供奉，
今只重听王郎歌，不须再把昭文痛。
……
这种迷恋之情，真比今日之影迷捧电影明星还要热烈得多。那位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也是个同性恋者，和身边的几个僮仆还有其他人士都相好过，到老了还有这嗜好。他在《板桥自叙》中说自己“酷嗜山水，又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然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耳。”这一段话说得很坦率，他也看透了，他已老了，还愿和他搞同性恋的人不过是为了骗他的钱罢了。他有个僮仆叫五凤的，以后死了。过了多年后他看到一个在前面“喝道”的衙役很像五凤，他黯然神伤，回忆过去一直料理他的生活、受他宠爱的五凤，写下了《县中小皂隶有似故仆五凤者每见之黯然》的诗，其中“口辅依然性亦温，蹉跎吮笔墨花痕，可怜三载浑无梦，今日舆前远返魂”，“乍见心惊意更亲，高飞远鹤未依人，楚王幽梦年年断，错把衣冠认旧臣”的句子，充分表现了他的同性恋的情感。
乾隆时还有个著名诗人张船山，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赠高兰墅同年》的诗序中，指出高鹗是撰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清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八中说，由于“船山先生诗才超妙，性格风流”，因此“四海骚人，靡不敬仰”，很多士人纷纷写诗作文，写出自愿化为妇人，为他效力，甚至作为他的妻妾侍奉他。——这些心态实在是很奇怪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