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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大学在丛林中坚持维护着人类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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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摄于洪堡大学。

  (一)

  审读几部忧患当代大学命运的译稿时,偏偏赶上国家电视台的哪个频道,也正连篇累牍地播放着宣传国外知名学府的系列节目——照例是一路的天花乱坠,仿佛下界仰望着天国。

  这种漫无边际的追捧,首先引起我关注的还不是它那骨子里迎合了强烈牟利动机的“学店”做派,而是装潢在其表面的、很少引起公众怀疑的神圣性。就冲这种煞有介事的神圣性,我简直有些不忍地念及:在这个空空如也的时代、这个无所遮蔽的世道,就别再去撕破家长们仅存的虔诚了吧?试想,除了大学、重点大学乃至于海外著名大学这种拾级而上的现代殿堂,他们还能想出什么更庄严的所在,来砥砺自家小孩子苦其心志呢?

  我甚至还愿意宽容地理解:在大众的心理中,大学这般地受到迷信,又不光因其在理想的维度中,曾经充填了少年时代的童稚幻想,还更因其在现实的层面中,往往构成了人生履历的实际转折。借助于现代高等教育机构跟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共谋关系,任何一个跃过这道龙门的人,都有可能得到一次真正的提拔,从此好官得做,骏马任骑。正因为如此,一代又一代的校友们,天然地就会充当母校的终身粉丝,这里既有心理学的基础,也有社会学的考量。

  要是事情仅限于此,一切都还算罢了。不过,要是这类神话并非来自大众传媒,而是来自我们学院的内部,把一个寻常吃喝拉撒的所在,说成是“到处莺歌燕舞”的庙堂,那就叫人很难忍受了。正好比遭遇到一位私心过重的寺院住持,老在那里不遗余力地公关,煽动别人往自己的荷包里进香。尤其是,一旦谈到海外的名牌大学,最怕的就是那些学成(甚至半成)归来的留学生,学着母校招生手册的宣传口径,把别人的往好里说也只是指望将来能够实现的目标,鼓吹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由此一来,仅仅因为个别人物对于蝇头小利的贪图,而揣着明白装糊涂,整个的改革方向就被弄得模糊不清了。

  孩子们长大后自会晓得:即使出息成了大学教授,也很难一味清高地过活,仍要身陷于章鱼吸盘般的体制中,仍要属于吃拿官饷的工薪阶层。由此说来,如果只从利己的立场算计,既然在俗常的神话中,这高楼深院已被说得仙境一般,那么索性假冒一回得道的神仙,而乐得自在快活,又有何妨?正是缘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国内的书市上,到处都充斥着宣扬大学之道、大学理念、大学作为之类的豪迈图书。那些作者的口气,总显得那么成竹在胸——把胸口挺得满满当当,连半点儿困惑也装不下了!

  然而,尽管不能全然自由漂浮,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总还要保留以批判为业的一面罢?否则这个阶层就会彻底沦为社会的盲肠,就会变得生不如死。正因为这一点,只要稍微环顾一下海外的书市,我们就不难发现,恰恰是围绕着作为大众神话的高等教育,特别是那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国际知名学府,我们的海外同行,反而发出了广泛而持续的批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的一本近著,英文标题原为《我们未尽潜能的学院》(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没承想这本书的中译本,或是受思想惯性的制约,又把它硬改成《回归大学之道》,不光连一个字都没有对上,反把作者原有的一层检讨的意思,粉饰得干干净净,足见所谓“大学之道”的套话,竟是何等的顽固,何等的媚俗,何等的误导!

  我们在国外的同行,并没有习惯于这么可着劲儿自吹。恰恰相反,他们干脆就耻于宣喻什么“大学之道”,而宁可“卖瓜的不说瓜甜”,径直表达出心中的“大学之忧”。说到这里,我们就真该相互对照一下了:究竟哪边的情况才稍属正常一点?总听见人们嚷嚷着,要学习国际先进文化,要争创国际一流大学,怎么没见到先在广开言路方面,引进一点国外校园里不可或缺的活跃风气?

  幸而,我们在思想的宽容度上,总算还保有一个例外——那还要数我目前任教的这所学校。拜民初流传下来的(虽已相当残缺的)传统之赐,如今大约也只有在这所学校里,要是你果真感到了刺痛,才敢扯着嗓子真把伤害给喊出来。眼下回想起来,6年前那场有关北大改革的争论,看似“说了也白说”,却并不是毫无遗产的:它就此激活了有关大学命运的普遍忧思。以往,大学里的种种规则和潜规则,打我们来此求学的第一天起,就被视作了天经地义,正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即使后来毕生留存于此,做了一辈子的学术研究,大家好像也未曾想到,要把它本身当做批判研究的对象。可自那以后,正如只有在严重污染的大气中,周遭的空气才更被关切一样,人们逐渐被惊醒了——发现必须睁大眼睛,去警惕种种恣意乱来的改革!

  真的,当今多数的败家行为,都是打着“改革”旗号来进行的。这不由使人回想起,其实当年把reform一词译成“改良”时,这个字眼还受到过激进主义的猛烈批判。可晚近以来,在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这个词的中文对称,天然就属于政治正确,只能意味着“改良”或“改好”。而殊不知,所谓reform,无非意味着人为追求的某种“变迁”,其本身并不曾蕴含价值前提。所以,如果从其历史后效来判断,人们的“改革”行为,的确是既有可能“改良”,也有可能“改坏”和“改劣”的。说穿了,如果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定错了目标,或者更有甚者,如果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没有定下目标,只是随波逐流地走一步算一步,那是完全有可能“摸着石头过不了河”的!

编辑:罗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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