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成“放毒者”
《梁祝》就这么流传开了。有人评价：俞丽拿独奏的《梁祝》不仅仅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而且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符号，满载着中国数代人的深刻情感体验。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梁祝》被批成“大毒草”，俞丽拿成了“放毒者”，要接受“消毒”改造。但即使是在那样的年月里，还有很多人关起门来，偷偷地听这部作品。
在近半世纪的时间里，《梁祝》久演不衰，在众多《梁祝》的演奏者中，首席小提琴手俞丽拿地位超然。经过几十年的锤炼，俞丽拿的琴音宏大，坚实有力，刻画了一个爱憎分明、落落大方、充满自信的“祝英台”形象。
作为《梁祝》的首演者，俞丽拿对这一作品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理解，更有普及和推广的自觉。当晚，她的小提琴一会儿模仿乐队，一会儿模仿大提琴，她自己也扮演了多重角色，一会儿是祝英台，一会儿是梁山伯，仿佛她不是在讲一首乐曲，而是在讲一个千古流传的故事，她惟妙惟肖的模仿把小孩逗得咯咯直笑，但她直抵人心的琴声却让观众不自觉地潸然泪下。
为筹比赛基金厚脸皮到处求人
音乐会上，俞丽拿带给观众的是一副精力充沛的形象，但就在演出前的一天，俞丽拿腰痛得厉害，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尽管已经很忙很累，俞丽拿还是在演出前的用餐时间，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出唱片200多万张 稿酬不到1500元
话题就从当晚要举行的签名售书说起——这本名为《永远的祝英台——纪实俞丽拿》的传记。虽然书是写她的，但书的版权并不归她。很多人都犯了像记者一样的常识错误，开口问她要书。对此俞丽拿并不急于澄清什么，直到后来谈到《梁祝》的唱片，她才解释：“我一辈子走到哪里，都有人开口问她要唱片，不得已的时候，我只能掏钱自己买来送给人家，就连用在音乐会上播放的CD，也是我自己买来的。”原来，由于中国唱片版权制度存在漏洞，虽然俞丽拿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正版唱片发行量已高达200多万张，但她前后从中获得的稿酬，却不到1500元。不仅稿酬拿不到，连自己版本的CD还要自己掏钱买。
俞丽拿打趣说：“文革时批评我‘三名三高’（文艺界名人、名专家、名教授；高级别、高工资、高待遇），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名嘛，小名气是有点，高呢？高工资高稿酬高什么？那时候我拿到的工资跟大家一样，稿酬就100元。现在‘三高’倒是有了，高血压高血质高血糖。”
请国外小提琴大师 连经济仓都付不起
1993年，俞丽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艺术家名字命名的“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我最初的设想是这样的，只要有100个《梁祝》的知音每人可以捐1万，我就有100万了。十几年过去，这个基金还从来没有超出过100万，曾面临停止运作的困境。”
拿着印有‘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董事长头衔的名片到处募集基金，从没求过人的俞丽拿觉得自己的脸皮好像掉到地上了，”有一次，人家说好了给十万元，但迟迟不给，我上门讨，那人暗示我给回扣，磨了好久，才要到钱。“
俞丽拿说，平时邀请国外小提琴大师来讲学，她连经济仓都付不起，每次向他们发出邀请，只能兜个圈子，问他们什么时候到亚洲来讲学，等他们到了韩国、日本再顺道把他们请过来。
人物档案 俞丽拿，67岁，小提琴家
1940年出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专业；
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一举成名；
1960年，在上海女子弦乐四重奏中担任第一小提琴，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舒曼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并获奖。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际弦乐大赛中获得成功；
1993年，她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艺术家名字命名的“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
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中提琴教研室主任，是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