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响奋斗的号角
同样在1979年发表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在30年后的今天，仍被看作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塑造了一位在改革进程中面对阻挠锐意向前的改革先驱者的形象。人民日报载文指出：“它一问世就以切中时弊的主题和塑造的一个新长征虎将的典型形象，引起文艺界和社会上的广泛注重，竞相传看，议论纷纷。据说，有的读者忘记乔光朴是小说中的人物，到处打听乔厂长现在哪里；有的还写信给工业领导部门，要求把乔厂长调到他们那个单位工作，带领群众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一个短篇小说在群众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确实是不多见的。”正是在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人们意识到，改革开始了，它就在每一个普通人生活和奋斗的道路上。
“中国的文艺精神，向来是推崇‘文以载道’、‘好为人师’的”，作家肖复兴说，“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当生活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源自生活的文艺作品唤醒人们改革的意识，给社会带来新的希望，人们自然而然地向文艺作品寻求心灵的依靠和生活上的指导。”
1991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一时间，《平凡的世界》成了农村知识青年的必读书。多年后，一位署名“伊生我未生”的网友在纪念路遥的网站上留言：“读《平凡的世界》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假如自己没有考上大学，就要像孙少平那样去城里打工，像他那样努力工作，做一个正直的人。”
同样在这一年，导演成浩开始酝酿后来轰动全国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这个浓缩了数以千万计打工者命运的故事，再现了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
大量的农村青年涌向城市之际，城里的年轻人开始编织自己的出国梦。1989年，电视剧《樱花梦》悄然播出，毫不掩饰地将国外生存的严酷现实呈现在中国人面前。更大的冲击来自4年后郑晓龙执导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我希望这个戏能告诉观众，美国不是遍地黄金，你要受苦，要奋斗，这个过程中甚至会丢失自己的很多东西。”
更多的文艺作品在记录时代变迁的同时，描摩出扮演着不同社会角色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蜕变。假如把每一个普通人的奋斗史集结起来，便可以阅尽中国社会30年的肌理。而那些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带给每个人信心与指引的时候，也鞭策着整个时代前行的脚步。
引发社会的思考
对民族创伤的第一次回望与叩问，来自1977年发表的小说《班主任》。一个民族在十年浩劫中所蒙受的阴影，在花季少女心中浓缩成历史的病核。次年，小说《伤痕》掀起了整个社会关于文革的反思热潮。在非常的历史时期，文艺创作接过“五四”时期的启蒙大旗，呈现出先锋的姿态。据话剧表演艺术家李默然回忆，当时的话剧界曾经有一段顺口溜：“一声惊雷，《于无声处》，出现了《曙光》，绽开了《报春花》，谱写了《丹心谱》，建立了《权与法》，快去《救救她》。”的确，这些作品像无数愉悦的惊雷，触动了当时最尖锐的社会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和思考。
1986年，谢晋执导的《芙蓉镇》在电影票几毛钱的年代，取得过亿票房。“它在警示我们这个时代，国家再也经历不起那样的浩劫了，这就是文艺作品的力量。”可以肯定的是，高希希的想法代表了整整一代中国人。从知识分子到市井百姓，从治理者到普通群众，集体的伤痕须在痛定思痛之后，整个民族方才卸下心灵的枷锁，轻松地前行。
与总结经验教训并行的，是对未来社会发展之路的思考。1978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了陈景润。一个沉睡多年的民族在惊醒之后，眼前忽然洞开一条通向科学和知识的甬道，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对科学发展的渴求，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炽烈。及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中国真正走上了一条以科技促发展的道路。
随着改革的深入，伴随市场而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人们开始重新呼唤来自民族血脉深处强壮朴拙的精神力量，大量优秀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呼之欲出。从《长征》到《大决战》，从《开国领袖毛泽东》到《周恩来在重庆》……中国人在对峥嵘岁月的缅怀中，也重新熟悉了一支可亲可敬的革命队伍——他们饱含普通人最平常的深情，却用崇高的理想和坚韧的意志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们身上灼灼其华的是亘古不息的民族精神。
站在今天远望历史的彼岸，我们不禁感怀万千——如烟往事不复在，新鲜的生活正以无限蓬勃的生气继续生长。在漫漫时光中，文艺作品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每人心中都有一个真切的答案…… (记者 刘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