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有些成就，且又缺乏忧患意识的人，没有几个是清醒的。即使表面平静，胸中也难免激情涌动，自负自得，把别人看得愚蠢。国家亦如是，不仅仅一个清朝如此。明朝不仅嫌利玛窦绘制的《舆地全图》中国不居于世界中央，而且觉得把中国画得太小；清朝乾隆年间修的《清朝文献通考》认为“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一个统治者是汉族人，一个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血统有异，精神却惊人的相同，骨子里都摆不脱点滴繁荣带来的自大。不独中国人如此，1756到1763年间的七年战争英国取得胜利后，把没有国境的海洋世界作为自己要征服的物件。戈德史密斯曾用这样的诗句歌颂他的同胞:
桀骜不驯的目光，举止高傲，
我眼前走过了人类的统治者。
也就是说，英国人同样自傲。──但他们不封闭，一直关注外部世界，也一直寻找机会拓展新的空间。
就清朝而言，从繁荣走入闭关是极容易的。说得直白一点，当时的繁荣，本身就是以小农自然经济为底子，关起门来过日子。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田赋而不是工商业的税收。比如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岁入总额为4850万蔖，其中田赋一项为3千万蔖，占总收入的63%；关税为450万蔖，只占总收入的9%，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处于微不足道的位置。因此清王朝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马戛尔尼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日记中说，中国人“一切思想概念都出不去本国的范围……他们的书上很少提到亚洲以外的地区。”实际而言，这是小农经济铸造的思想。
世人常云: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烂灿文化的大国，工农业和文化都曾居于世界的前列，封建统治者形成了以“天朝”自居的狂妄骄傲心理，加上小农自然经济因素，必然对外界事物愚昧无知。但是，封建自然经济不是从清朝开始的，为什么以前中国能与国外频繁交往，清政府却不行？这不能不提到统治者对繁荣和封闭的变态理解。正是这种变态，使繁荣在缺乏忧患意识心态监控下散漫地发展。
“繁荣”，如果缺乏了忧患意识的提醒，极容易走入闭关锁国。我们以平民之心揣测那时统治者之意，“闭关”绝不是为了失去繁荣，而恰是为了永保繁荣，为了长治久安。一般而言，穷困潦倒可以导致闭关锁国，因为切断和外界的联系之后，人们就要闭目塞听，“不知有汉”，不知道别人过怎样的日子，甚至会以为他人比自己惨得很，会以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于是人们安分守己，以手加额；繁荣富庶同样可以与闭关为伍，用金钟罩罩住一切，外来的撼动就无计可施，现有的一切就可以守住。没有正确忧患意识统率的“繁荣”可以导致自大，自大可以导致闭关，闭关可以导致愚昧，愚昧又进一步导致闭关。最后如鸡生蛋蛋又生鸡一样，搅在一处，成了一笔糊涂账，弄不清楚了。
不过，清朝统治者也具有忧患意识，闭关锁国就是出于对自己统治权力的捍卫，就是出于对殖民主义势力的防御。然而这个忧患意识是幼稚的、破损的、病态的。他们使用的这种自卫，只能孤立自己，把中华民族隔绝在世界大势之外，会使我们自己根本不了解世界，误以为只有自己在前进在发展，不知道别人也在发展，落后了还不自知，别人打上门来才大惊失色。
(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李恩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