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全国各地的电检人员开始自说自话，往新闻稿里添字。多加的字，照样收费。比如，若稿件里有“满洲国”字样，电检人员必添上“所谓满洲国政府”字样；若稿件提到“康德皇帝”，电检人员必提笔一改，变成“那个日本傀儡溥仪”。
让外国记者深感不便的是，中方电检人员长年隐身幕后，默默无闻。记者若想登门拜访，请教为何某些新闻不得报道，则永远不得其门而入。他们也从未向记者们颁布过规章制度。倘若真有正式条文存在的话，我们是一无所知的，只能懵然行事，被迫将电讯稿交给不知名的人，任由他们校订、删改、批准或枪毙。
情况堪称荒谬，然而，即便是宋子文和早已身心俱疲的总司令，对此也无能为力。这自然造成大量的新闻走私现象。我自己就无数次托轮船公司的可靠船员或朋友，将消息送到八百英里以南的香港；若没有南行的轮船，便以同样方式，将消息送往八百英里以北的大连，通过日本人的电报局拍发。
中方电检人员中，有一些无疑在领取日人津贴。一些电讯稿明明于中国有益，于日本有害，却遭到扣押。我已多次将证据呈交宋子文。但这家电报局的问题解决了，那家电报局又出现。记得上海的电检人员曾将南京政府一名部长的声明枪毙掉，而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要将其传播到海外的。但数小时后，他们却将另一篇稿子放行，那稿子是心怀不满、藏身沿海租界的军阀政客对南京政府的猛烈攻击。
在中国，负责新闻检查的部门，是南京政府某部。它拥有大权，可以对全体中国人民的言论、写作和行为进行“检查”。它与盖世太保相似，对思想实施控制，并自定规则，频繁剥夺记者使用电报的权力，没收和销毁报纸、杂志和书籍。对于冒犯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中国人，它可以下令逮捕和处死。对思想独立与写作独立的迫害，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要算对胡适博士的迫害。胡适博士后来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他常说，是《纽约时报》救了他的命，此话是恰如其分的。
1929年，胡博士任教于上海黄浦江口吴淞的一所小型大学(即中国公学，胡适任校长)。虽然他家在相对安全的公共租界，但大学却在华界。众所周知，胡博士的讲课内容及他在《新月》杂志的文章，让南京的众多高官恨之入骨。为此，他的中外友人纷纷劝他辞去大学教职，免得每天离开外国控制的地盘，在中方地盘长途行驶，冒着被南京当局手下逮捕的危险。但他对危险嗤之以鼻，继续尽他的职责，无所畏惧。
那时，胡博士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厕身全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行列。他从未加入国民党，获任驻美大使时，连党员也不是。他在大使一职上，一直待到1942年末。
胡适身处险境的最初征兆，是以下正式公文的颁布:
径启者:顷奉中央常会交下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来呈一件，内称:
案据职会属第三区党部呈称:“查属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决议案呈称市执行委员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令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案，附具理由:胡适借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等因，合亟缮呈钧会，祈查核转呈”，等情前来:
“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夫以胡适如是之悖谬，乃任之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其训育所被，尤多陷于腐旧荒怪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