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折磨，四弟、五大臣遭受这样苦难，聪睿恭敬汗并不知悉。四弟、五大臣相议曰： 汗不知吾等如此苦难，若告汗，畏执政之阿尔哈图图门。若因畏惧执政之主而不告，吾等生存之本意何在矣。彼云，汗若死后不养吾等，吾等生计断矣，即死，亦将此苦难告汗。
四弟、五大臣议后告汗。汗曰： 尔等若以此言口头告吾，吾焉能记，可书写呈来。四弟、五大臣各自书写彼等苦难，呈奏于汗。汗持其书，谓长子曰： 此系汝四弟、五大臣劾汝过恶之书也，汝阅之。长子，汝若有何正确之言，汝回书辩之。长子答曰，吾无辩言。
聪睿恭敬汗曰： 汝若无辩言，汝实错矣。吾非因年老，不能征战，不能裁决国事秉持政务，而委政于汝也。吾意，若使生长于吾身边之诸子执政，部众闻之，以父虽不干预，而诸子能秉国执政，始肯听汝执政矣。执掌国政之汗、贝勒，其心必宽宏，公平待养部众。若如此挑拨离间父所生四弟及父举用之五大臣，则吾为何使汝执政耶？先曾思曰，命汝之同母所生兄弟二子执政，部众大半与之。……因此，对汝之同母所生兄弟二子，各给与部众五千户、八百牧群、银万两、敕书八十道。对于吾之爱妻所生诸子，部众、敕书等物皆少赐之也。……汝如此持褊狭之心，则将赐汝专有之部众、牧群等物品，尽行合于诸弟，同等分之。
故秋季往征乌拉时，知晓长子之心褊狭，不能依靠，令其同母所生之弟古英巴图鲁留下守城。春天再征乌拉时，亦不信赖长子，留下莽古尔泰台吉及四贝勒二弟。两征乌拉，皆不携长子，使留于家之后，长子与其四位亲信之臣议曰： 若以吾之部众与诸弟均分，吾不能生，愿死，尔等愿与吾共死乎？此四臣答曰：贝勒，汝若死，吾等亦从汝而死。后汗父出征乌拉，长子对汗父出征如此大国，胜败与否，毫不思虑，并作书诅咒出征之汗父、诸弟及五大臣，祝于天地而焚之。继而又对亲信诸臣曰： 吾兵出征，愿其败于乌拉，战败之时，吾不许父及诸弟入城。……(其臣上告于努尔哈赤)聪睿恭敬汗以若杀长子，恐为后生诸子留一恶例，乃不杀，长子阿尔哈图图门三十四岁时，癸丑年三月二十六日，监禁于高墙之屋。两年后，见其毫无改悔，遂诛杀。
分析上述记载，可以了解褚英一生的基本情况，即军功累累，立为嗣子，执掌国政，争夺汗权，对父不满，被父斩杀。
第一，褚英对女真国的创立与扩展，建立了功勋。老档一开始就讲到，努尔哈赤自思，“若无诸子”，就不能聚成大国，执掌金政。这里明白无误地表述了努尔哈赤的建国兴邦，是与诸子征战效劳分不开的，尤其是褚英最早出征，屡败敌军，功勋尤著。
第二，褚英被立为嗣子，助父执政。《清太宗实录》等书皆说，“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位之议”，为皇太极理应继位为汗埋下伏笔，但是，上述老档的记录，有力地证明了《清实录》的说法是错误的，与历史实际相距颇远。其一，老档明确写道，努尔哈赤考虑到，“吾若举用长子，专主大国，执掌大政，彼将弃其褊狭之心，为心大公乎！遂命阿尔哈图图门执政”。一则让褚英“专主大国”，再则让他“执掌大政”，三则“遂命阿尔哈图图门执政”，可见褚英确系被汗父立为执政者。其二，褚英这个“秉政长子”对诸弟说，“吾即汗位后，将惩治违命的弟贝勒和各大臣”。努尔哈赤斥责褚英过错时也说，“委政”于褚英，是让他逐渐树立威信，以便部众“始肯听汝执政”。这都表明，褚英已被汗父立为嗣子，将来汗父死后，他就要继位为汗。
第三，褚英与汗父和四个兄弟激烈争夺统治大权。老档说褚英个性褊狭，故虐待四弟和五大臣，其实，这不是什么心胸狭窄的问题，而是褚英与汗父、四弟争夺军国大权。所谓四弟，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都是有权有势的贝勒，他们辖有大批人丁兵将，多次领军出征，甚为汗父宠爱，是聪睿恭敬汗“爱如心肝之四子”。努尔哈赤除掉亲弟舒尔哈齐以后，各旗皆为其所有，他将一些旗和牛录分赐予子侄，使其承受专主，让他们成为牛录之主固山之主。
但是，努尔哈赤握有最高所有权，他可以赐予子侄，也可以调换牛录，还可以收回。他这个聪睿恭敬汗是全国之主，是各旗之主，有权惩治或擢升各贝勒台吉。褚英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权力没有汗父那样大。褚英奉父之命执政，本身又是大福金所生的“皇长子”和汗位的继承人，亲辖部众五千户，一再领军出征，立有军功。因此，他可以“折磨”四个弟贝勒，“使其苦恼”，但他毕竟是四弟的同辈，原来都是并肩而行的贝勒，现在一跃而为执政之人，摆架子，耍威风，这些贵为固山之主，亲为汗之心肝的四个贝勒，很难心服。而且褚英还只是奉命执政，还只是继承汗位的嗣子，而不是真正的女真国汗，没有汗父努尔哈赤那样大的权力，不能支配其他弟弟拥有的牛录和固山。老档说，汗父死后，褚英将不赐赍财帛马匹与弟弟，他即位后要杀与其成仇的弟贝勒和大臣，这正表明此时褚英还没有这个权，既不能籍没汗父已经赐予兄弟的财物(实际上也包括部众兵将)，又无权赏赐财帛人丁与弟贝勒和大臣，因为他只是一旗之主，还不是全国之主，没有那样多的人畜财帛，而且他还不能诛杀违命的贝勒大臣，汗父没有把这个权交给他。
正因为是这样的局面，所以，褚英虽然可以“折磨”弟贝勒，而弟贝勒却不心服，反而联合上告汗父。如果是努尔哈赤这样行事，他们怎敢违命！他们怎敢上告！上有全国之主的汗父努尔哈赤，下有势力强大的四个弟贝勒，还有汗父亲自擢用的亲信五大臣，褚英的位子很难坐稳，统治权力受到了很大限制。褚英要想牢固掌握军国大权，万无一失地继承汗位，就必须限制、打击四兄弟和五大臣，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架空汗父，逐渐掌握全部权力，而这一点，正是四个贝勒和五大臣不能接受的。因此，褚英的褊狭和虐待，四弟、五大臣的联合上告，实质上是褚英与汗父争权，与四弟争权，这是一场争夺汗权、削弱旗主权力与反夺权、反限制的激烈的政治斗争。
第四，褚英心怀不满，被父斩杀。四弟、五大臣上诉于汗，控告褚英的虐待及封锁消息，不让他们将褚英的所作所为向汗报告。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1587)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南征北战三十年，久经政治风霜，好不容易才建立了一个地广人众的强国。他深悉创业的不易，更知晓人心难测和权力角逐的残酷无情，三十来岁的褚英的如此行动和用意，怎能瞒过年过花甲老谋深算的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十分生气，对褚英厉声斥责，严加防备。褚英感到难继汗位，大祸将至，愤怒不平，忧虑万端，死念萌生，作表焚天诅咒汗父、四弟、五大臣，被父发觉，幽禁斩杀，年方三十六岁骁勇善战的广略贝勒，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摘自《清朝兴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