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上海外滩。
上海的金融改革始于1984年。年初，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前身)将请求批准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和延中实业公司从职工内部集资扩大到向社会发行股票的报告和参考南洋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设计的“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股票样张，上报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管理处。
是年8月18日，上海市政府公布了《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并宣布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这是建国35年来有关证券方面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
3个月后的11月18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正式成立并首次向社会发行1万股股票，每股面值50元，集资总额50万元。但当天股票的发行是静安分公司吴毓明、张洁二位业务员背着银行钱箱在飞乐公司的门房里面开票、收钱完成的。晚上，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新民晚报》刊登了像半块豆腐干大小的一则新闻:“本市出现了一家接受个人和集体自愿认购股票的新型公司——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公司主要经营成套音响设备……”
据时任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经理胡瑞荃回忆:飞乐音响股票的发行虽在国内无声无息，却震动了国际金融界。股票发行的一个星期后，他接到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的电话，说是他们董事长伊藤正则正在上海访问，要与静安分公司的经理会面。胡瑞荃在电话里听说是日本人，推说没空，把话题扯开了。但固执的日本人又把电话打到了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指名要求见静安分公司经理。
在上海花园饭店，胡瑞荃见到了伊藤正则。对方一见面就拿出了一张《朝日新闻》报，该报几乎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上海发行飞乐音响股票的消息，这与《新民晚报》那豆腐干大小的消息有着天壤之别。
紧接着，第二年1月14日，主要从事复印机业务的集体企业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10万股，每股面值50元，集资总额为500万元的股票也正式上市。与飞乐音响股票不同，事先上海各大报刊均显著地刊登了延中实业公司将要发行股票的消息，上海市民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许多人一大早就拿着报纸找到股票发行的地点排队等候，造成了周围几条街道的交通阻塞。
发行场面之热烈超出了银行方面的预料，原计划当天在柜台发行350万元，可是到中午12点已经超过了350万元，到下午3点，发行量已达到了470万元，才不得不停止发行。不少市民等候了整整一天却没有买到股票。
两家股票上市后，延中实业公司有18000名，飞乐公司有2000名股东。之后，不断有股民到静安分公司，打听股票可不可以转让，怎么转让？特别是发放股息后，来访者更是络绎不绝。
但《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中规定:“凡股票持有者要转让股票、需通过代理发行公司代为寻找客户。”许多人对此难以接受:他们认为持有股票，只拿股息，不能买卖，这样的股票不能叫做股票。
有一天，一位青年人走进业务部大门，他因为要出国，急需人民币，要将手里一笔数目不小的延中实业股票转让他人。但公司又到哪儿去给他找接手的客户呢？青年人最后失望地走了。后来，找上门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分到了房子需要钱装修；有的老人买墓地，需要钱；也有人因住院急等用钱……
静安分公司的同志对此也很着急。如股票市场再不开放，社会主义的股票就要失去生命力，失去信誉，中国企业向股份制迈进的进程也将大受影响，甚至会导致股份制改革的夭折。
为此，胡瑞荃专门写报告，向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申请开放股票市场，又连续二次上书上海市金融管理处，要求建立股票买卖柜台。但报告送上很长时间如石沉大海，不见音信。
1986年8月，在一次由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主持的座谈会上，胡瑞荃就股票流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作了汇报，并递上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报告。江泽民当即责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瑞祥研究解决。
很快，新中国金融史上历史性的一天来到了。1986年9月26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和延中实业公司两家股票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上市交易。到下午收盘时，共成交股票1540股，成交金额85280元。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