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降李到乞兵的剧变
明人看重“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在与清军抗战的最前线宁远，城内至今保存着祖氏兄弟在明帝批准下修建的雄伟石坊。上面“忠贞胆智”、“登坛骏烈”所赞颂的，正是在抗清前线与清军死战数十年，被俘降清，之后反清投明，最后再次在绝境中无可奈何就缚于清军的祖氏兄弟。与祖氏兄弟相比，吴三桂显示出更大的矛盾性。他曾冒死杀入清阵拯救父亲，却也能“冲冠一怒”而与父亲的生命决裂;他曾在与剽悍的八旗兵作战中赢得明清双方赞颂，却也会在决定两国命运的决战中抛弃恩师统帅全身而退;他曾在锦州城下用对清兵的战斗来回应恩主加亲戚的祖大寿来信招降，表现出在明王朝危难时刻对朝廷的忠诚。于是李自成试图以政治方式招降吴三桂，曾“令诸将各发书招三桂”;在三月底携带四万两白银前往山海关，赏赐已经14个月没有军饷的吴部;并再次派人“携带万两白银和黄金千两给吴三桂，并发书封侯”;同时令吴三桂父亲吴襄写信招降吴三桂。
对李自成的招降，吴三桂曾高姿态表示:“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益以死报国。”但他最后故意要问手下将领，“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在所有人都不敢表态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逼问下属，“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当诸将在他带着暗示和压力的迫问下终于回答“今日死生惟将军命”时，吴三桂终于决定“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这和崇祯不愿承担失地责任何其相似。
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但还是全军缟素为崇祯举哀。他的这一举动又补给自己一笔。吴三桂在投降李自成后，按说已经进行了一轮政治抉择。但戏剧性的是，又出现了刘忠敏抢劫陈圆圆的变数。李治亭认为，陈圆圆对于吴三桂决策的改变，同样不容被历史忽视。在将山海关交付李自成手下后前往北京途中，吴三桂得知父亲吴襄被捕，反应起初是并不在意:“此胁我降尔，何患！”然而当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掠走后，终于咬牙切齿，“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当下立刻反军攻克山海关，并复信吴襄，声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
李治亭认为，吴梅村讽刺吴三桂为了一个女人而投降清朝，实在是忽视了对待一个女人态度的背后，是面对两大阵营的政策问题。“反过来说，刘宗敏为了占有一个女人，不惜拷掠吴襄，而完全不顾及吴三桂，这不是自坏大事吗？陈圆圆与吴三桂对于农民军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所以刘宗敏占有圆圆，不能说只是一个女人的问题，恰恰相反，是一个重大策略的原则问题。”
到底是吴三桂因一个女人投降了清朝，还是李自成、刘宗敏因一个女人而失去了到手的政权，谁自种了更大的悲剧和遗憾，实在一目了然。此前吴三桂多次受清朝劝降却未同意，而吴三桂因陈圆圆反李，有人提出“借北兵(清兵)进关，共歼‘李贼’”。《平西王吴三桂传》记载吴三桂在清兵统一全国后对当时决策的回忆:“正值闯贼构乱，召卫神京，计不能两全，乃乞师本朝(清朝)，以雪君父大仇。”然而事实上，他未能全力救君，也放弃李自成的和解而导致父亲和全家被杀，最终一心复仇，终与陈圆圆团圆。
从乞兵到降清的转折
1644年4月15日，清摄政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书信，信中请求“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胁、西胁，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信中，吴三桂仍以“亡国孤臣”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助他复仇，再图明朝“中兴”。吴三桂在信中称清为北朝，自称南朝，俨然以明朝代言人的身份与清朝商讨，颇似申包胥借秦兵复楚。晚明曲坛被称为“传情家第一手”的剧作家和戏曲理论家孟称舜曾创作《二胥记》，借春秋时伍子胥因父兄遭楚平王杀害而借吴兵灭楚复仇，以及申包胥忠君爱国借秦兵复楚的故事，歌颂忠孝真情。当时有文化名士夏允彝在《幸存录》中称，吴三桂借清兵，犹如“包胥复楚”，并称吴三桂“借东夷，而东夷遂吞我中华，岂三桂罪哉？所遭不幸尔！”
在与清军结盟后，吴三桂在多尔衮要求下，为“乞师”不惜“剃发无恨”，成为明朝最后一个投降清的重要将领，也是清入关时第一个投降的将领。李治亭认为，吴三桂在明亡之初的确并无降清念头。事实上，多尔衮收到吴三桂书信后，立刻复书，再次以清朝一贯对吴三桂的招降态度表示:“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河山之永也。”吴三桂在回信中仍未对是否“来归”有任何明确表示，只是模糊表示，若得民心与财土，“何事不成”。
史料佐证，明亡后数年内，虽然也有亲历甲申之变的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斥责吴三桂“西不能讨贼，东不能守关，有何功言？”但《谀闻续笔》曾记载吴三桂请求多尔衮“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明太子)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显示出他复明的确存在真诚性。而此后他在讨清的檄文中指责多尔衮“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居燕都，窃我先朝神器”，清朝官方对此不敢正面回答，更显示吴三桂当年与清朝的盟约并非子虚乌有。然而在山海关之战击败李自成后，多尔衮以顺治皇帝名义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令吴三桂以下各将领和吴军全部剃发，这标志着吴三桂已经彻底投降清朝。身为明将多年不接受清朝招降的吴三桂，于是迅速完成了从降李到反李，从借兵到降清的复杂过程。
弑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
李治亭认为，吴三桂被人唾弃所谓“反复无常，见利忘义”，更多来自于明亡后他的作为。
吴三桂消灭李自成起义军后，南明朝廷不知他已经投降清朝，有人甚至称赞他“克复神京，功在唐郭、李之上”，拿他和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和李光弼相比。南明弘光政权皇帝还称赞吴三桂“雪耻除凶，功在社稷”，并封他为蓟国公，派专人将五万两白银的赏赐从海路运送给他。《明季南略》记载，南明弘光政权上层如此加封吴三桂，而“举朝皆知吴三桂无心本朝，而奸党故欲崇之，已寓卖国之意矣”。果然，吴三桂在接到南明使团的信件和册封文书后，不启封原件交给了摄政王多尔衮。不但如此，吴三桂还对南明使团的到来表示“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出见”，并谢绝了南明政权的一切赏赐。不过此时的吴三桂表示对南明“终身不忍一矢相加遗”，甚至在多铎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后，还在清朝为崇祯修陵墓时主动捐银一千两，表示不忘故主。
然而吴三桂最终在对南明政权的追剿中却穷追不舍。清朝官书《清世祖实录》和《清史稿》等诸多文献都记载了吴三桂在顺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奏顺治皇帝，要求消灭永历皇帝的奏章，并提出所谓不灭永历，有所谓“三患二难”。当年“终身不忍一矢相加遗”的话此时早已被他抛在脑后。征途中，吴三桂收到朱元璋第十三代孙、永历皇帝的亲笔信，指责他“抑或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之一人乎？”永历帝那封信里的话，最终竟成了吴三桂命运的预言:"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奕祀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乎？”
吴三桂最终不考虑永历质问他将来如何做人，在抓捕永历后，和吴三桂在一起的内大臣、满将定西将军爱星阿提出将永历献俘北京，让朝廷处置，而吴三桂为了确立自己的不世之功，力主朝廷将永历就地处决。四个月后，清朝廷批复到达云南:“仁皇帝命恩免献俘”，“着将永历正法”。在如何处决永历的过程中，吴三桂显现出对前恩主的残忍无情。爱星阿等清将认为，“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但吴三桂决意“骈(斩)首”。最后仅因为安南将军、满将卓罗极力反对，以永历“也曾当过中国皇帝，应当全其尸首，何必用斩！”吴三桂这才勉强同意。
削藩和叛清:反复无常的悲剧
后来的乾隆皇帝对吴三桂极力要求入缅甸消灭永历皇帝的目的评价说，吴三桂坚决要求消灭永历皇帝，无论是招降缅甸、攻击李定国还是招降白文选，都是出自他的策划。但是他的策划哪里是为我们国家考虑！……“彼之为宣力，皆所以自为也！”
“三藩之乱”平定后，有人在云南楚雄题诗咏谈，所谓“擒人即是人擒路”。在吴三桂等三藩日益坐大时，康熙皇帝却开始削藩。这从根本上伤害了为清朝卖命一生的吴三桂及其势力的利益。对于削藩的方式，年轻的康熙皇帝坚持认为:“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
李治亭认为，康熙将尚可喜当作凶谋毫无根据，实际上，尚可喜至死未背叛清朝，而康熙怀疑吴三桂早有异心也缺乏根据。吴三桂虽然看重自身利益，但反叛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满族统治者对于拥有实力的汉族异姓王有畏惧心理，并由于康熙撤藩措施不当而直接导致。《平滇始末》记载，吴三桂侄子和女婿对康熙撤藩的直接反应是，如果顺从朝廷撤藩的命令，“就迁于辽东，他日朝廷吹毛求疵，我们只能引颈受戮！不如举兵，父子可保全！”可见吴三桂再次反叛清朝，并非完全是野心使然，更多乃是对康熙撤藩政策和手段的绝望。
1681年吴三桂叛军被全部肃清后，吴三桂的子孙后代最终被彻底杀光。在战争中，康熙为了分化瓦解吴三桂盟军，曾经多次以诏书形式明确表示赦免一切归顺的前吴三桂部下和盟友。但在吴三桂实力被彻底消灭后，这些人中的骨干又被康熙罗织各种罪名清除。在李治亭的采访调查中，今天吴三桂部下的后裔仍然说:祖上早已传话，当年凡是副将以上的将领都被杀头。这与清史的官方记载完全吻合。
李治亭认为，简单将吴三桂称为“逆贼”和“逆臣”的说法，仅仅是康熙以来清朝给吴三桂作出的结论。无论是生前谋反的吴三桂还是寿终正寝的洪承畴，在天下平定、开始大力宣扬“臣节”的清朝中叶，所有曾经备极哀荣的前明降臣大多被清朝列入“贰臣传”。“吴三桂这个人，因为反复无常，见利忘义而备受人们谴责。”但是李治亭认为，“将战争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也有违历史事实，是不公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