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工作者十日谈》
香港性工作者电影节
所以我们不可以随便用“性工作者”一词来代替妓女。将以卖淫为生的女性称为妓女不是要将她们污名化(虽然这个称谓无可避免会制造一定的卷标效应)，而是要正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卖淫出卖的不仅是肉体也是尊严；而大众对她们除了歧视之外就是不闻不问，那就是一个不公义、不仁道和不合理的社会。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觉得羞耻。
难怪不管是学术界、社工界还是新闻界，都不介意称妓女为“性工作者”。妓女的尊严事小，社会的面子事大，这个委婉词可说是任重而道远。打造这个称谓的人，大概以为只要将“妓女”一词变成一个没有人敢用的脏字眼，它指向的现实、蕴藏的集体回忆和令人产生的联想就会一并被尘封和埋葬，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简言之，像“性工作者”和“弱势群体”这类遁词能够成为习惯用语，因为它诉诸我们的惰性以及对现状的容忍和包办，使我们无视问题的严重与迫切。关于这一点，英国作家奥威尔在《政治与英文》一书中早已说得非常清楚明白。他指出，委婉词的最大特色是它的模糊、苍白和没颜落色。它一方面要扼杀我们的想象，另一方面又企图抹去我们的记忆。它仿如文字上的义肢，装在原本健全却遭摧残的日用词汇之上。
其实委婉词本身就是一个委婉词，它往往不过是谎话的掩饰而已。由此看来，妓女这个名词虽然既不动听也不礼貌，但一个再没有人用这个名词的世界才真正令人毛骨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