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化与伪学术
《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表示，任何事物都有其高潮低潮，这是自然规律。他对该节目的一贯态度是:“百家讲坛过分追求娱乐、摒弃思想，这是我早就批评、一直批评的。”
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浩，同时也是古代文学方向的教授，他近期发表的文章《<百家讲坛>现象批判:吊诡的大变脸》，将《百家讲坛》称作“三无”产品，即“无学术、无学理、无学者”。谈到这篇文章的初衷，他说自己“除了学术专攻之外，同时也是学术文化的环保主义者，是学术文化圈中的清道夫，有时候对一些文化现象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早期《百家讲坛》走的是精英路线，比如霍金、杨振宁、李政道等，还有童庆炳、叶嘉莹、莫砺锋等名家都相继到节目做客。对它的前期节目，李浩是肯定的，但对后期也就是“变脸”之后的节目他主要持批判态度。“有个很耐人寻味现象，在我们圈内公认的优秀学者，比如叶嘉莹，学问好口才都好，于丹见了她也毕恭毕敬的，口称学生，但在《百家讲坛》就火不起来。再比如傅佩荣，在台湾大学主攻哲学的，他有西学背景，也有旧学根底。他讲课我听过，有学理有问题意识，无一句无出处，人又儒雅，口才也极佳。但可惜的是，按他自己的说法，‘于丹把我挤出了百家讲坛’。”
李浩说:“这说明什么？说明《百家讲坛》不认专家，不注重专业。”
他表示，“变脸”后的节目无学者。改革与变脸后，担纲主讲的并非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甚至干脆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没有写过相关论文，没有先行研究，所以对这一领域的现状知之甚少。“无知者无畏，心中没有游戏规则，更没有学术戒律。” 比如，对儒家经典中一再出现的“小人”，于丹“创造性地”解为“小孩”，让人大跌眼镜。
让一个领域的专家讲述另一个专业的内容，这几乎成了主讲人能火爆的铁律，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等人莫不是如此。也正为此，这些在学界看来根本没有该领域普及资格的学者，引起了来自学界和草根阶层的争议，而这种争议，恰恰又暗合了传播学的规律，“争议化传播”将主讲人推到更火爆的境地，个中微妙令人玩味。
文化评论者北邙山樵在《百家讲坛:权力结构与传媒生态》一文中，也从传播角度分析了刘心武的走红。“刘心武为什么可以在考证不确凿的情况下就信誓旦旦地讲《红楼梦》，此间并无知识的真伪，而只有声音的强弱（谁背靠强势媒体谁的声音就强）”。
《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不仅在央视讲，也会接受其他电视台的邀请做讲座，其显示出的娱乐化倾向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纪连海在上海纪实频道《文化中国》节目中谈到大禹治水时，发表新解: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另有隐情，因为“大禹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此论一出，一片哗然。
这种庸俗化娱乐化的解释，即使在被视为“最学术的主讲人”王立群身上，也屡见不鲜。比如，王立群新解“凤求凰”，称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的追求是“有预谋的劫财又劫色”。再比如，他称“可以负责任地说，汉朝的很多皇帝，包括刘邦都是双性恋。” 这种庸俗化的视角，无疑是为了投合观众的猎奇心态。
不过，王立群并不承认自己有娱乐化的现象。他对本刊记者表示，自己的要求是要有学术底蕴，又有通俗表达。“就我讲来说，不存在娱乐化的现象。我管住我讲的东西是学术的，老百姓也能听得懂。不过别人怎么讲，我管不了。”
别人怎么讲？北邙山樵评点阎崇年、易中天、于丹三大主讲人说:“阎崇年虽然饱读史书，却居然是在历数清代宫闱的帝王轶事和花边新闻；易中天号称是在“水煮三国”演绎名著，其精神内核却是展示中国人最应该去批判的官场哲学和阴谋论；至于于丹，她讲的内容根本就和孔子庄子无关，她是以复活经典的名义，传授犬儒主义哲学，对大众进行心理按摩。”
在《娱乐至死》中，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提到了娱乐遵循的三原则:第一，你不能有前提条件，观众在观看你的节目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第二，你不能给观众出难题，动脑筋的事儿别涉及；第三你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传统演说方法。
这三条，条条都像针对《百家讲坛》而言，似乎在提醒观众:这是一个娱乐节目。
在这种原则下，很多主讲人即使自己想做一些有价值的发挥，却被编导以“太专业”的理由砍掉。近期主讲“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奇”系列的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说，在讲到《梁祝》时候，他本来想要指出，祝英台扮男装读书，是因为读书权作为古代女子人权的一部分，被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体制性文化压制了。“就连这样的话，在节目里面也算太专业。”
对此，很多主讲人都表示了不满，与栏目组的矛盾也公开化。武汉地区上央视《百家讲坛》第一人、“武大名嘴”赵林教授，就曾公开发飙:“央视《百家讲坛》如果还是这种讲故事的形式，我肯定再不上了。”
周国平在谈到《百家讲坛》时指出，作为强势媒体，它排挤了传统载体，他担心:“由于它的大众传播性，会带来人们阅读思考的缺失。”
南京大学中文系傅元峰博士的指责则更为直接，更为尖锐。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他认为:“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通过央视百家讲坛成名的学术名人们，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百家讲坛》。只要百家讲坛存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易中天和于丹被制造出来。”
产业与利益的诱惑
内容的娱乐化与操作的产业化，是《百家讲坛》成功的两大法宝。以电视节目为中心，《百家讲坛》与出版社、主讲人、听众等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链条。而打造这个链条的主要幕后人物，就是制片人万卫。
“这个人不好玩。”说到万卫，易中天说。“除了谈工作以外，不会谈别的。把工作谈完了就笑，他是不会聊天的一个人。因为他身体不好，原则上不参加宴请和应酬。他觉得吃饭很累，应酬说闲话，他都不会。”
有人写文章把万卫比作张艺谋。“万卫也和张艺谋一样，包装明星、出书、出碟、签售、讲学等一路下来，全程一条龙。其实，说到底，所有的围绕学术明星的衍生产品，都是一个利益问题，收视率上去了，电视广告就上去了；名气来了，出版商的利润就上去了。”
录制百家讲坛本身的报酬很少，主讲人无论名气大小，都是一集1000元，还要扣税30元。来央视的接待水准也很低，像易中天这样的大牌主讲人，来京录制节目也是自己下飞机，花16块钱坐大巴到公主坟站，然后打一个出租车到附近的央视“影视之家”，自己入住，全程没有接待人员。
为什么如此低的待遇，很多学者却趋之若鹜？利益刺激无疑是极大的一环，这个利益中，最看得见的就是出书后的版税收入。200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以竞标价500万元、首印55万册夺得易中天《品三国》（上）的版权，开启了中国图书出版版税最高记录，该社2006年总共6000万的码洋，有3000多万是易中天的“贡献”。在2006、2007年度的作家富豪榜上，易中天收入高达800万和680万。
而夺得《于丹〈论语〉心得》版权的中华书局，起印数升到60万册。从2006年11月27日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的签售会开始，一个月内，该书的销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册。而《于丹〈庄子〉心得》更是首印100万册，创下近10年畅销类图书首印的最高纪录。2007年，于丹版税收入高达1060万，超过易中天。
易中天、王立群等人的命运已彻底被一个栏目改变，这一点他们也不讳言。易中天回忆说，当年留校武汉大学，“最开始住办公室，然后是住宿舍，一家人一间房，没有厨房，没有厕所，在楼道里弄一个小煤炉子，到山上捡一些松果，回来做饭。”而现在，媒体上热炒的是他的“别墅”风波。
即使没有易中天、于丹的火爆，只要你成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书的销量跟之前皓首穷经写成的学术著作难以同日而语。王立群对本刊记者披露，在入主《百家讲坛》之前，他出版的学术著作版税是8％，印到3000册算不错了，但现在出版“读《史记》”系列，首印都是20万册，按10％给版税，两者之间的稿费差距之大显而易见。
比王立群还不知名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隋丽娟，入主节目后推出《隋丽娟说慈禧》，其销量也有十几万册。该书编辑对记者表示:“这个数量也是不错的”。
从穷教书匠到名教授，社会地位的提高显而易见。走红后的易中天、于丹、王立群都是社会活动频繁，其接待级别也水涨船高。王立群最近刚去太原讲了一次课，他透露是“市委副书记亲自主持，市里副处级以上官员悉数参加，1000多人都在下面听我讲课。”
《百家讲坛》主讲人孔庆东曾说:“倘若《百家讲坛》这样演变下去，简直成了评书或学者讲故事，那我们学者就没有人来了。”这句话前一半是对的，后一半是错的，因为面对利益的诱惑，不是每个学者都能抵制住诱惑。
李浩认为，所谓学术明星的流行，给了一些学者不少误导，觉得上《百家讲坛》才是学者的风光，能名利双收，特别对中青年教师以及地方高校的教师影响颇大。“不少年轻学者把上讲坛作为终南捷径，以为做学者也可以像当明星一样一夜成名，大红大紫，这就极大地误导了青年学生。”
身为西北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李浩对很多地方大学热捧《百家讲坛》的风气不以为然。“有些院校认为，自己学校的老师上《百家讲坛》，等于是给他们学校争荣誉，也等于给他们学校打广告，就鼓励自己的教师去争取。”他认为，《百家讲坛》已经变成了个人与团体的名利场，这使本来就浮躁的学风更加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