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系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作者是坚定的资本主义维护者，其观点仅供大家参考一下。
165年前，一个苏格兰商人开始创办一份报纸。詹姆斯•威尔逊（《经济学人》的创始人）的初衷是“忧郁的反映”：“当财富和资本快速增长”，并且科学与艺术“总会带来惊人的奇迹”，但所有阶层的人们都“被不确定、不安全的感觉笼罩”。威尔逊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自由。他总是努力斗争，不仅仅针对玉米贸易保护法案，还包括“交流中的障碍，个人、阶层、国家之间的嫉妒与仇恨。”从那时起，《经济学人》就站在自由经济一边。
现在，自由经济正遭受攻击，而它的母体——资本主义系统，也正站在悬崖的边缘。本周，在私有化的诞生地英国，银行业的大部分已收归国有；与此同时，在撒切尔－里根时代结束的谈话声中，美国政府已经允诺向本国银行注资2500亿美元。其他国家也纷纷重新调控金融系统。亚洲人指出，西方国家也开始调控经济了，最近一位中国领导人说：“老师们也遇到了问题。”经济干涉的支持者则大声疾呼：“自我调控的时代结束了。”法国总统萨科齐称：“自由主义终结了。”并非所有的批评者都是不敏感的（越来越多尖锐的批评者日益关注国家在金融市场中的角色），但所有的声音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受限的私营成分则逐渐衰落。
本报衷心的期望这样的情况不要出现。过去一个半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向几十亿人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资本主义发达的地区经济繁荣，而它失势的地方则遭受痛苦。资本主义也经常带来危机，这一点将不会改变。世界也会利用最近一次危机（尽管极具破坏性），去学习如何更好的驾驭它。
捍卫自由的极端手段
短期内，捍卫资本主义的是政府干预，这听起来有些矛盾。现在，2.5万亿美元纳税人的钱将被用于拯救一个从前收益颇丰的行业，选民和商人（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愤怒情绪就不难理解了。但全球的救市行动都是注重实效的，绝非纸上谈兵。1981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将国内银行国有化，他认为国家可以更好的经营银行。目前，政府注资银行（或购买他们的股票），是因为他们相信维持信用流动性必定需要公共资本。
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干预银行危机、避免伤害实体经济的举措。威尔逊的女婿——沃尔特•贝芝霍特——曾建议英格兰银行可以慷慨的贷款（但要收取高额利息）给一些现金流差的银行（绝不是破产的银行）。当代，任何政治形式的政府都需要实施干预。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分别对实施援救。上世纪90年代，芬兰和瑞典将银行国有化，后来又将其私有化。救助规模有大有小，但理由都是一样的：不实施干预的损失将更大。如果市场信心与信用持续枯竭，目前的衰退将演化为萧条，这对每个人都是灾难。 经济学家 即使避开了灾难，救市仍然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它产生了道德风险：这样一个现成的安全的净利会催生危险的举动。它同样使借贷政治化。
政府有必要降低这些风险，他们应该避免那些被拯救银行的老板与股东们获得不当的利益，而不能让贷款流向那些事关政局的重要机构。他们应该在商业的基础上经营银行，并以尽快放手（具备盈利能力的）银行业为明确目的。纳税人肯定会这样想：在政府所持股票被还清之前，其他股东的股息所得应当受限。但政府也要避免过分的平民主义，例如，奖金的禁令会让公司失去他们急需的人才。
政治家们宣称他们明白这些。当然，他们不会故意重复密特朗的错误，不会故意亲自经营银行，也不会故意随处购买股份。然而，已经有人呼吁（包括保守党）限制公司高管的报酬。总统的行为将被认为是很有勇气的，如果他能去底特律向人们解释：为什么45,000收入丰厚的摩根士丹利员工可以得到100亿纳税人的资金，而260,000通用汽车的雇员会一无所获。政治家同样需要勇气，如果他想不用调控的方法解决国营经济的问题。
说到这里，短期内政府与市场的天平不可避免的将向前者倾斜，在许多国家，国营经济及其债务将在整体经济中占据更大的份额。但长期来看，谁会对这场灾难承担多少罪责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的经济组成成分。这将是一场应该拿下的智力战争。资本主义的维护者需要面对两种批评，一个比一个严厉。
首先，民粹主义者以盎格鲁撒克逊人失败的资本主义为例。批评者称，美国与英国政府极力向世界其他政府鼓吹的去调控与私有化，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将世界经济带到了灾难的边缘。如果这一说法继续得到证实，那么北京和柏林的政治家们则会继续控制商品与服务在经济体之间的自由流通。还有一些关于市场对于一些问题——诸如医疗与教育——的解决方法的质疑，这些都并不可信，参照华尔街的发展即可驳斥他们。
实际上，过去25年间，“交流障碍”总体上的减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自由，而不是经济的衰退，数以百万记的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尽管存在信用危机，过去10年全球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可能也是历史上最快的。非金融商品与服务的自由流通不能当作反驳的论据，它们在上世纪30年代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另外一些批评家则关注金融业（而不是整个经济）的去调控，这一质疑更加有力。金融业需要调控。它的发展常常会朝向恐慌、破产与泡沫（维多利亚时期，本报就曾经诟病铁路股票，而不是房价）。因为经济的其他方面不能脱离金融业，政府就需要常常进行干预。
毫无疑问，当代金融业的表现严重不合格。一些银行可能认为市场总是充满了流动性，冒险的行为带来了巨额收入，谨慎被丢到一边。甚至最好的银行家都开始疯狂。例如，被认为决不冒险的高盛，去年底其净资产为430亿美元，但却操纵着1万亿的资产。监管的缺乏鼓励了这类赌博，金融衍生品的发明将规则制定者抛在身后。不知何故，最终全球有价值62万亿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CDSs），而且没有一笔用来交易。即便最自由的自由主义者也无法想象这种情形吧。
然而当代金融业的失败不能全部归罪于去调控。毕竟，美国的抵押贷款市场受到严格监管：两家国家支撑的机构——房利美与房地美，按照国会的计划发展住房市场。造成危机的宏观经济环境一部分源于政策导向：美联储忽视了房产泡沫，并且长时间维持低利率政策。来自世界其它地方的因素也导致资金的积累，尤其中国决定降低人民币汇率，给美国注入了大股资本。政策的失误与华尔街的无节制共同导致了一场完美的风暴。
加强调控并不能避免未来的危机。近些年最糟糕的两个地方——日本与韩国，都拥有高度限制的经济系统。所需要的并非“大政府”，而应当是“更好的政府”，在某些领域，这意味着更多的控制。应当修补资本要求，好让银行在形势好的时候积累更多储备。这常常意味着不同的规则：中央银行做决策时需要更多的考虑资产价格。但也有许多例子表明调控会降低生产力：例如，短期销售的永久性禁令会让市场更加的不稳定。
确实，历史证明，对更多控制的偏见是有道理的。它们常常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可能产生下一场灾难。最终，资本主义也会修正自身。危机过后，投资者（也包括失误的监管者）几乎不会再次犯同样的错误。例如，已经有计划开始CDS的流通。
前文重提
不幸的是，历史上经济因素在政治中并不总是占据主导——尤其当大多数国家仅仅遭遇短期衰退时。“交流中的障碍、嫉妒与仇恨”都在迫近。
完全不必要如此。如果救市计划得到很好的实施，纳税人最终会从这笔不情愿的投资中获利。如果监管者能在危机中好好学习，他们将来会更好的管理金融业。如果最坏的情况不会出现，对强力政府的敌意将重新得到发展。资本主义面临着危机，但它的信奉者必然尽力维护。尽管存在瑕疵，它仍然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好的经济系统。
关于司莫特-郝利关税法案：1930年为挽救因股市崩盘造成的大失业，美国国会通过“司莫特-郝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 ，筑起史上最高的关税贸易壁垒，造成银行更大的衰退，加深了1929年至1933年间的“大萧条”。与此同时“反市场”情绪的盛行，让欧洲一些初具雏形的民主政治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法西斯主义。后来的历史学家批评说，这个法案的通过是使大萧条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借此想证明调控的失败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