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他习惯了肺积水、肺气肿的折磨，还想挨到退休
“医生说，他不能再上课了，因为粉笔灰对肺有刺激，还说他一旦感冒，就会……”
1995年6月，肖大伦病了，起因不过是场小小的感冒。因他教的班快毕业考试了，持续发烧的肖大伦没有及时去医治——去一次县医院，得花至少一天时间。
他就这样拖着，直到半个月后孩子们考试完毕，没想到竟拖成肺积水、肺气肿，从此丧失了劳动能力。
前些年，肖大伦还不觉得严重，可最近10年，他明显感到不行了，别说爬坡，就连在平路上慢慢多走几步也累得气喘吁吁。上课多站一会，就觉得呼吸困难，但他从不肯在讲台边放一个凳子，实在坚持不了，就到窗边做几次深呼吸，再撑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
“我不能坐，坐着讲课，是对孩子们的不尊重。”肖大伦说。
没有一个孩子知道老师生病了。“我们都知道肖老师有这习惯，上一会课，就撑在讲台上停下吸一会气。”6岁的学生王小静说。
一次，肖大伦又撑在讲台上，一个孩子将自己的板凳端上讲台，让老师坐一会。那次，孩子们看见了肖老师的泪水。
肖老师从没因此请过一天假，即使上医院，也是利用节假日。去年暑假，医生检查他肺功能只有正常人的52%，前不久，他病情又加重了，多说点话也会觉得接不上气来，肺功能已降到18%。
医生让他必须每天吃药、随时吸氧，彭小玲给丈夫准备了一个氧气袋，可氧气袋没加压，密封效果不好，充一次只能管一天。
中心校领导也让他休息，肖大伦也觉得是该治病了，可当他回到学校看到那些孩子，他再也无法说服自己离开他们：“班上的孩子除了肖鹏有妈妈在身边，其他全是留守儿童，有的冬天还打着光脚板，我走了，没老师愿意来，他们去哪里读书?”
本月初，新桥医院愿免费给他治疗，肖老师高兴了一阵子，可条件是要随叫随到。肖大伦马上决定不治了：“我的学生比我的病更重要!这病，我已经习惯了，要我离开学生，我不习惯。”
“医生说，他不能再上课了，因为粉笔灰对肺有刺激，还说他一旦感冒，就会引起突发性休克死亡。”14年来，妻子彭小玲什么话都说尽了，丈夫就是不肯丢下孩子安心治疗。
“家里不差你这两三千块钱，求你别干了，身体要紧。”彭小玲是渝中区某建筑公司主管会计，儿子也大学毕业工作了，家境一直比较殷实，但她知道，丈夫这么卖命，为的不是钱，而是有精神支柱——对教育工作的执著，对学生的爱。“我能接受和他28年两地分居，也有精神支柱，就是我对他的爱。”
在生命的倒计时中，肖大伦与时间赛跑着，他说，无论如何，也要挨到60岁退休再说。
28年，他习惯了寂寞，妻子也习惯了他的“不负责任”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我拿了国家的工资，就得尽到自己的义务。”
肖大伦一直住在学校，但在100多公里外的重庆主城区，他有一个温馨的家。但自从结婚后，他一直和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已整整28年。
肖大伦是当地人，1975年起在邻近的垭口村小当老师时，认识了来自重庆主城的知青彭小玲。二人相爱了，1981年，回城后的彭小玲和他组成了家庭。
1982年，彭小玲给丈夫在主城联系了一个好单位，可他拒绝了：“我离不开生我养我的土地。”
1983年，彭小玲当施工员的父亲让女婿跟他学当施工员，肖大伦没听岳父的话：“我喜欢当老师。”
1992年，彭小玲硬生生将丈夫拉进歇台子小学，上了一节公开课，校长很满意，决定接收他。可当天下午填表时，他就瞒着妻子悄悄溜回綦江，彭小玲气得差点晕倒。
“主城条件是好些，工资也高很多，可主城已经有那么多好老师，不缺我一个，山村的孩子更需要我。和他们比起来，城里的孩子已很幸福，我儿子已很幸福。”
1995年，大坪小学也邀肖大伦去，他拒绝了。
……
就这样，傻傻的肖大伦放弃了一次又一次机会，留在綦江，留在木瓜村小。
“除了放假，我一个月才回去一次，没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肖大伦低下头，眼里有了泪水。
儿子上小学时，被围墙砸破头，那时通讯不发达，彭小玲好不容易找人带信给丈夫，可肖大伦依然等到周末才回家。“看到病床上的儿子，他哭了，可转个背，他又走了。”彭小玲气得大骂他没心没肺。可每次骂过之后，她又选择了理解与支持，她早已习惯了丈夫这样的“不负责任”。
木瓜村小建于上世纪70年代，坐落在一个小山头上，最近的农舍，都在山脚。放学后，破败的校舍如同一座阴森的古堡，没一丝生气。
肖大伦的寝室在楼上，穿过没有路灯的走廊，在两排废弃的教室中间。一个电饭锅，是他唯一的做饭做菜工具。
从2002年起，住在学校的老师，就只剩他一个。白天，他是老师，放学后，学校空荡荡的，他是孤独的守夜人。
因没安装闭路，肖大伦也就没有电视，整个学校唯一能发声音的，是一台老式收音机，接收信号不好。放学后，孤独的肖大伦就一直让收音机开着，不敢关掉，尽管里面传出的噪音比主持人的声音还响。
肖大伦记得，1992年刚到木瓜村小时，教室周围根本没树，可现在，窗外茂盛的泡桐树已比两层楼的校舍还高。夏天，常常能看到蛇盘在树枝上打秋千。
夜晚最难熬，肖大伦就尽量将课留到晚上备，找点事做。实在寂寞了，就给妻子打电话，或听着窗外的虫叫，望着窗外的树林发呆。
从教34年来，肖大伦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他们有的完成了大学学业，有的发了财，有的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习惯”了寂寞和病痛的肖大伦依旧在这偏远的村小，孤独地坚守着。
结婚28年，一万多个想家的日夜，肖大伦说不清自己是怎么过来的，他只说：“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我拿了国家的工资，就得尽到自己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