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不会出面做这个事情，即使要做，也要交给门诊，由门诊实验室做临床检测，而他们早在别的医疗机构做过临床检测了，他们对此不感兴趣，而是希望我们实验室做。”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部的助理研究员万延民说。
这并非一个贸然的决定，因为从2007年开始，就有很多类似病人打电话，或者邮件联系该中心。该实验室认为，此事具有探讨的必要，他们想研究是否真有艾滋病新病毒，或者新的病原体感染。
万延民透露说，第一次，实验室给2名病人做了检测，发现不是艾滋病，就不想再做了，但是更多的病人提出了强烈的要求，“我们也觉得第一次人少。会不会也有一部分人真的有新病毒感染，所以又有了第二次检测”。
“他们还是怀疑HIV感染，要求我们做HIV抗体检测，而我们实验室就是做这方面研究的，因此我们只为他们做HIV抗体检测，没有发现异常。”万延民说，“我们做完HIV检测以后，又把血样交给中心另外一个做未知病原体检测的研究团队，但他们也没有发现别的病原体感染迹象。”
结果显示，这20人中，除了2人查出结核病外，其他人都正常。
想被研究不容易难以立项，“谁会把这作为一个主要研究课题？
因此，万延民也认为，心理因素是这个人群致病的主要原因，“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新的病原体感染，我接触了一些朋友，说他们完全是恐出来的，似乎也解释不通”。
但要对这个可能的“未知病毒”进行研究，限制因素太大了，最重要的是经费问题。
“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情况下做检查，很麻烦，实验室检测项目会很多，要占用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万延民说，“而没有明确的课题立项，没有国家项目固定支持，很难有实验室有这么大的财力、人力做这个事情。”
一个研究课题的立项，须先做研究计划，再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立项，再拨款，科研机构才有钱做研究。
但万延民称，这种情况立项很难，“虽然这些人诉说的症状很明显，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所以，写课题申请书的时候，没有明确的方向，专家在评审时很困难，就会提反对意见。而且预期的成果是否能拿到一个明确的病因？所以，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研究，投入很难有产出，因此很难立项”。
蔡卫平也认为，研究机构直接受理这个人群求助的可能性不大。
他表示，未知的病原体感染远远多于已知的，找不到病因的情况比找到的机会还多。而研究机构不掌握临床，因此，他们的研究必须和临床机构联系一起的，“SA R S在确诊之前，临床怀疑是呼吸道引起的，研究机构就在呼吸道系统找，还找了很久才找出病因。临床可以缩小研究的范围，使得研究的成功几率增加”。
桂希恩、时代强等专家在提出“恐艾说”后，遭到谩骂，之后，他们言语变得谨慎而周全了。
时代强称，不否认他们可能有其他疾病，那只能从其他方面检查排除，也不否认可能有未知的病毒，但在没有诊断之前，只能对症治疗，减轻症状，减轻痛苦。“有的病人吃了我们开的抗焦虑的药就好了”。
“我也不排除他们可能有其他性病或者未知病。对不了解的东西也可以进行研究。”桂希恩说。
蔡卫平、李太生的观点则更为鲜明。
“如果他们确实感染新病毒，医学界一定很感兴趣，但他们全部没有医学意义上的病症，谁会去找(病因)啊。得有个头绪，到底是哪类东西感染了？如果是感染的话，得要有客观的指标。”蔡卫平说。
李太生的措辞激烈:“谁会把这作为一个主要研究课题？只有主诉，没有体征，客观检查也没有不正常。这除了精神病和心理障碍，没有别的病。”
桂希恩认为，这个人群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有心理障碍。对这个人群应该给予帮助和关心，“因为涉及到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的精神伤害很大”。
“恶性循环”“群里的病友95%都有过高危行为”，开放的性是问题根源？
北京地坛医院虽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但还是从外面聘请了一位心理专家。因为心理医生不懂艾滋病，艾滋病医生不懂心理学，精通两者的医生很少。
然而，收效甚微。
“因为这个人群人太多了，每个病人都不能通过一两次咨询就可以解决的。”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治医生吴炎说，“而且病人也不接受心理治疗，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精神障碍。”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认为，对恐艾人群的关心，需要各个领域协作，精神卫生学、心理学、性学、社会学等等都要参与进来，“但我国性学、精神卫生学、心理学都发展得太慢，20年来没什么进步”。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主要开展艾滋病教育、性的研究与教育等等。“爱知行”也没有设置针对恐艾人群的部门。
“他们都会来找你，而且会反复找你，会把你搞崩溃。”万延海说。
上海社会科学院艾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表示，目前，除了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外，没有任何组织面对恐艾人群。她建议，可以由志愿者，或者其他民间组织，甚至是真正的H IV感染者，在得到政府承认、专家机构培训和协助情况下，对恐艾人群进行心理的疏导。
蔡卫平在描述这个特殊群体时，使用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词:因为有了“高危”性行为，所以在身体出现一点病症时，开始恐艾，但在反复检测呈阴性时，又怀疑感染了未知的病毒，这导致精神的极度焦虑，因此免疫力降低，继而出现更多的病症，这又增加了恐惧……
这个描述似乎找到了这个群体的问题所在:开放的性是问题根源。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医生符秋显称，广东省艾滋病感染途径中，吸毒的不多，性传播是最主要的途径。
蔡卫平曾经开了一个“网上诊室”，他发现98%的咨询者都是“恐艾”，他们详细描述自己的性行为，“写得像A片一样”，最后他不得不关掉网上诊室。
杭州第六人民医院每年接待四五千这样的病人，几乎都有高危行为，男性占80%。
“真相群”群主“深圳上帝”认为，群里的病友95%都有过高危行为，90%是找小姐，5%是一夜情之类的性行为，剩下的是其他各种渠道传染的。另一特征是，男性以找小姐为主，女性以一夜情和婚外情为主。
病人分布以发达地区为主，尤其东南沿海最甚，而四川、重庆、云南地区也很多，北方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