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关注的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对于那些还生活在震后阴影中的灾区的人们，我们应该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的节目稍候继续。
主持人：
到现在为止，在北川已经先后有两名年轻的干部选择自杀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面对他们的痛苦，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播放短片)
解说：
这是冯翔去年10月5日留下的一篇博客，名字叫“悼念董玉飞兄暨感叹人生无常及生命的无奈”，他在文中写道，“虽然他故去了，但在我的心里，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男人。既然在思念亲人的痛苦中活着，还不如远去天国，找到自己的爱子，照顾他，爱护他。”
冯翔提到的他是原北川县农工办主任董玉飞，在“5.12”地震后的第五个月，2008年10月3日，董玉飞自杀身亡，是震后首例自杀的北川干部，而半年后，冯翔选择了和冯翔同样的道路——自杀。
事实上，冯翔的遭遇和董玉飞十分相似，经历地震解难，遭受丧子之痛，临危上任，工作压力大，而类似的遭遇在灾区干部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灾区重建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地震给灾区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越来越隐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地震半年后将进入心理问题高发期，而在一年之内都是危险期，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他们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事实上，冯翔生前曾参加过灾后重建干部主题培训，那么为什么专业的心理培训没有阻挡冯翔轻生的道路呢？
《中国青年报》曾用“哄地来了，倏地走了”来描述灾区心理援助者的状态，称心理志愿者激情退去的速度快的和他们来时一样，很多心理援助者并非专业人士，到灾区时间短，工作多有象征意味。地震灾区甚至曾经有人说，“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根据心理学家邓明义统计的数据，整个地震灾区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比例在3%到5%之间，人数在36万到60万左右，按照国际惯例，每十个受创伤者应配备一名心理师，每十名心理师应配备一名心理督导，而目前在四川做心理援助的只有中科院心理所、中国红十字会、阳光关爱中心等为数不多的组织，如此算来，灾区心理师缺口巨大。
用“地震心理援助”作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出现了近40万条结果，其中包括“灾后心理援助专题网站”、“灾后心理重建援助”等专业网站，我们打开部分网站，发现更新的时间大多停留在2008年。事实上，心理援助组织面临着资金等方面的困难，中科院心理所去年6月份时曾打算在灾区建立十个心理援助站，然而由于资金等限制，最后落成的站点缩减为七个站。而目前，由于经费不足，每个站点每月只有一万元资金维持运转，此外，心理援助队伍缺少统一管理，缺乏长期系统的干预规划，这些问题已成为影响灾后心理重建的重要因素。
美国的做法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借鉴，美国政府针对在“9.11”恐怖袭击中出现心理问题的市民制订了长达20年的救助计划，纽约市卫生局还建立了世贸中心健康登记系统，每两到三年调查一次，还针对不同类型进行调查。
如今，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冯翔的离去刺痛了我们的心，同时，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对灾区人们的心理关怀和援助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主持人：
你看这个冯翔，他参加过心理的咨询，但是这些咨询好像还是没有阻挡他选择离开的道路。
白岩松：
我个人首先觉得，每当有一个灾区的干部或者说是一个同胞，突然因为心理问题或者自杀离开了人世间的时候，大家都会立即想到的是心理辅助，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思维，因为想要帮助他们，在心理上帮助他们，仅有心理医生是不够的，它必须有相关的政策，有周围人的更加敏感，以及整个的氛围共同构成这样一个心理的网，仅仅说就靠心理医生我觉得是太难的事情了，更何况在这次灾区重建的时候，我们也要提出这样的一种反问，很多的项目都细化了，但是在灾区重建的过程中我们有心理重建的项目吗？好像没有。
另外，我们是建了很多的心理咨询的医院，但是都是坐等人们上门来就诊，但是又有多少人，本来他的心理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你认为所有的人都会主动去医院接诊吗？反而需要走出去，到他们的身边，我觉得这是从心理咨询的角度来说，而且一定得是长线的，我觉得现在一种模式很重要，什么样的模式呢？应该是培养一根又一根的火柴，在灾区去培养一根又一根的火柴，让火柴慢慢地把周围的人群点亮，什么意思呢？仅仅依靠像志愿者一样，到了地方，呆一个月走了，不行，一定要在当地中土生土长的去培养很多过个具有心理救援能力或者心理观察或者咨询能力的人，慢慢培养他们的能力，最后让这样的星星之火去燎原帮助更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