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制度缴费门槛过高，严重影响农民工和企业参保积极性。”刘苓玲说。2005年底，广东省实有的农民工1700万人，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580万人，参保率仅34%。
二是“综保”模式，这被称为专门为农民工“量身定做”的社会保障模式，首先由上海设计实施，成都也采取了类似模式，即把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养老三项保险捆绑在一起，按比较低的费率缴费，如上海规定综合参保率为12.5%，成都规定为20%。
对此种模式的普遍评价是，它比较符合农民工实际情况，但是更强调医疗与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则显得薄弱，同时自成体系，很难与城镇养老保险相衔接。
第三种是“双低”模式，即低成本进入，低标准享受，它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主要通过降低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等方式，降低农民工的参保成本。相对应的养老保险待遇也适当降低，重庆2007年推出的政策，就采取了这种模式。
此外，还有“农保”模式，这也被称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即将农民工纳入流出地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存在诸多问题，在相当长时间处于停顿状态，至今无成熟方案。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各地推行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不能真正起到养老保险作用，得不到广大农民工及企业主的支持，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希望国家层面进行统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很差钱：高投保率之问
对于农民工来说，“一百块也好，五十块也好，都是很重要，舍不得拿去参加社保。”重庆农民工肖胜经说。
影响农民工参保的一大障碍，是缴纳比例太高。
按照现行大多数省市普遍实行的“城保”模式，用人单位需缴纳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纳工资的8%，这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低收入的“农民工”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本报记者独家获得的一份民盟重庆市委的调查显示，农民外出务工，70%以上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还有相当部分月收入只有700元左右，农民工普遍认为，除了生活费，每月再交这笔费难以承受。
重庆市綦江县政协副主席冯秀乾告诉本报记者，养老保险缴费是以当地职工上年人均工资为基数，即使在西部一些省市，职工年均工资也高达一万二以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高达两三万，大大高于农民工实际收入。
“如广州市职工年均工资两万以上，社会养老保险个人每月需缴费100元以上，这对每月收入700元左右，除了生活费只剩400元左右的农民工实在难以承受。”冯秀乾说。
对于农民工来说，“一百块也好，五十块也好，都是很重要，舍不得拿去参加社保。”重庆农民工肖胜经说。
肖胜经上世纪90年代和老婆到重庆主城，先是“棒棒”，月收入五六百元，老婆则四处打零工。2004年，经熟人介绍，他到物业公司搞绿化，工资每月800元。老伴现在当起了菜贩，将蔬菜批发市场批来的菜，卖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但年龄大了，“有一天没一天地做做。”
现在两人每个月总收入不到1500块，“房租交150元，生活开销四五百，还得为子女存些钱，哪有闲钱。”肖胜经说。
肖有两个子女，大女儿32岁，早早就随他进城，到处打零工，现在的工作是在一家火锅馆做服务员。儿子30岁，当兵转业，也到城里，在一家建筑公司开泵车。
“全家都没有养老保险，儿女收入也不高。”不过肖胜经并不在意。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一天天老了，去做绿化工，是因为那个工作不累。“还动得了的时候，得为子女存些钱。”
肖胜经的租房邻居王海，是一家建材公司的搬运工，月收入不到1000元。他今年46岁，来自重庆市巴南区，也跟老婆到城里闯了近十年，干过无数零工，做建材搬动是近三年的事，公司仅给他办了一份“意外伤害险”。
对于参加养老保险，公司不提，王海也不想交。根据重庆出台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较城保模式要低，即用人单位缴费率为10%，个人缴费率为5%。重庆市劳动保障局在进行政策宣传时举例，假如一个农民工现在的月收入是1000元，那么他每个月应缴费50元，单位为共交费100元。
王海觉50块也拿不出来。王海十多岁的儿子目前还在巴南读技校，每年需交二三千学费，大多都靠王海省吃俭用得来。他还有个目标，希望这些年能攒些钱，回镇上买个房，所以，“用钱的地方多了”。
在王海农村家里的，有两位老人，全家五亩多地都流转出去了，一亩每年可收租金六七百块。王海把这些钱全部留给老人用。王海认为，这大概也是他养老的方式。
如何设计出让农民工可接受的缴费率，便摆在决策者面前。刘苓玲指出，这个矛盾在于，高费率会使农民工望而切步，但低费率也意味着低保障及保障不足。
艰难的等待：缴纳年限之问
于是，农民工不断地变换工作地点、工作单位，只有不断地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很难保证参保的连续性，特别是跨省市流动的农民工，加上各省政策不一，他们在调换工作后很难转移、保持养老保险关系。
让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缺乏热情的另一大制度障碍，是“累计”15年的缴纳标准。
对于农民工，一直在一个单位呆上15年，是不可思议的事。
民盟重庆市委经过五个半月，十多个省市的调查发现，农民外出务工流动性非常大，其中跨省区流动的占72.8%，务工三年换过两个以上单位的占67.2%，有的一年换两三个单位。调查还发现，广东、浙江、江苏等地民营企业工人年流动量一般在40%左右，个别企业工人年流动量高达60%。
现阶段各地执行的养老保险政策规定，农民工累计缴费15年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农民工解除劳动合同后可保留养老保险关系，重新就业时续接，也可将个人账户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2006年初试的上述农民工养老政策，制度漏洞随即出现。调查发现，很多地区在具体执行养老保险政策时，成了“解除劳动合同必须退保”，特别是跨省市流动的农民工，调换工作岗位后很难转移、保持养老保险关系，即使个别的能转移，但是费时费钱费精力，让农民工望而却步。
有的地方社保部门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后，城市居民可以个人名义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保持养老保险关系，农村居民则不行。
于是，农民工不断地变换工作地点、工作单位，只有不断地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很难保证参保的连续性，特别是跨省市流动的农民工，加上各省政策不一，他们在调换工作后很难转移、保持养老保险关系。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农民工都心里有这样一本账，即使务工期间年年月月缴费不止，也很难跨越累计缴费15年这道高高的门槛，晚年同样与养老保险无缘。
湖北小伙子黄咏在深圳已呆了三年了，他对在深圳能否工作15年并没有信心，“现在是经济不景气，没办法在深圳工作满15年，只好早早退保”。黄咏说，他周围所认识的打工的朋友，基本全部退保。
不仅深圳，在北京的许多农民工，也有这个想法。19岁的小辛来自黑龙江农村，目前在北京东三环一家物业管理公司做保安，小辛所在分公司给城镇户籍者都上了“四险一金”，对于农村户口者，公司则由其自愿选择，不参保则每月多发两三百元。
小辛外打工时间并不长，但他不能想象在这个单位甚至北京呆上十几年或更长，”听老乡讲，如果上了保险，最后离开单位不干了回老家，只能退保。何必这么麻烦呢。”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苓玲告诉本报记者，这样完全为城镇职工打造的制度显然无法简单拷贝到流动性强、没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身上，“而且现行规定没有明确‘累计’概念，‘在当地累计工作15年’的硬杠杠只能迫使农民工‘退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