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所以就是从吴家芳身上的两个极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说明我们看灾区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目光去关注。
白岩松：没错，而且一定要约束我们自己，对别人宽容。有的时候我很担心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做事情的时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全躲；说话的时候，事不关己，谈性正浓，要求别人严，要求自己很松，我觉得可能面对别人要宽容一点。而且一定要深刻地理解人性，人性不是黑就是白，我们每个人都太复杂了，董倩也好，白岩松也好，或者电视机前的您也好，我们都是好中有坏，坏中有好，看放大哪一部分。
主持人：今天我看到一篇报道，关于小朋友林浩的，就是说他父亲，实际上他家里面已经入不敷出，这个时候很多广告商希望林浩能够拍广告，然后他父亲说，因为他是地震的小英雄，我不能让他拍广告，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形？
白岩松：我觉得这里头不仅仅是一个地震英雄的问题，可能也会去考虑孩子或者怎么样，但是的确有时候光扛着不行，死扛着不行，就是生活还要（继续），回到四川也许对他家会好一点，打工也许更容易一点，或者怎么样，而且一下子也不能立即把自己的生活期望值调的特别高，每个人都有要约束自己和改进的地方。
主持人：你看在地震中我们之所以有了那么多的感动，是因为通过媒体，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人性中特别光辉的地方，但是现在生活渐渐回归平常以后，很多人性中其他的点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尤其是媒体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白岩松：正常、平常。我觉得它反过来会去教育我们，所有媒体人也会受到深刻的教育，比如说在未来，当然不是灾难，或者说遇到很多事件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更多的侧面，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只提供事实，而不是评价。我觉得事实本身是有道理的，更何况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没有任何的不选择等等很多东西，如果我们更开放，更透明，不同事情的各种角度都会出来。
接下来考验的就是接受者，因为在一个媒体爆炸的时代，有可能你接受的是其他媒体写他另几面的你没看到，就看到这一个标题，这一个标题就深深打动你，于是你就印象深刻，也没必要。我觉得我们只要是更深地去理解了人性，有更多的宽容，这样的事情既不会有当初百分之百地造神，也不会有今天百分之百的愤怒。
主持人：可是你说在地震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当然会感动，对这么一个人，他是新闻媒体很关注的一个报道对象，他未来的一举一动都会在媒体的注视之下。
白岩松：不，我觉得恰恰在大地震发生了几个月过后，现在进入到灾区重建的时候，强烈地呼吁一个，让四川灾区的氛围回到正常，我们要去面对四川灾区里头，我刚才说了，严格要求的必须严格要求，房子的质量、规划等等，包括政府部门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对普通人，和对很多正常的生活秩序，他们也有犯错的权利，也有学习不好的权利，也有不诚实，或者也有偶尔奢侈的。
有一件事情让我很难过，过年的时候，当有记者去的时候，然后灾区的朋友说喝酒，哎呀，咱们不能喝好酒，说我们只能喝不好的酒，因为我们是灾区，还有镜头拍。我非常难受，其实过年的时候，如果没有这场大地震，他们可能也一咬牙会喝瓶好酒，也不会有人说什么。但是这个时候你看，在他的心里会有一种阴影，会有一种深深的压抑，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他过年想喝一瓶好酒都会有一种负罪感，让四川灾区怎么重建呢？什么都要去考虑，我这个行不行，我这个对不对，尤其普通人和普通的事，压力变得这么大的时候，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快乐起来？什么时候能够幸福起来？
主持人：按照今天晚上我们的计划，本来在节目中应当是连线采访吴家芳，但是因为各种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我们联系不上他，但是我倒是觉得联系不上他，可能对于吴家芳来说倒是一件好事儿。
白岩松：没错，其实开始他也未必很清楚地知道，说媒体给他放大成了什么样。因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像那段日子，因为那段日子你我都去过，那个时候能听个广播都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我去了北川擂鼓镇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千万不能像在北京一样自作多情，还以为我们电视的很多东西人家看得到，其实那个时候擂鼓镇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已经很了不得了，那是镇书记、县长在那儿工作，才能听到收音机，才了解资讯。像吴家芳这样的，他们当时那种状况下很难很难看到电视，更不用说看报纸或者上网，因此大家神化他的过程或者等等很多，他未必了解，只是后来略有耳闻，略有耳闻之后做了正常的选择。
针对吴家芳这个事件，我注意到一个转折，在之前的时候，大家说的话很少，但是当他结婚，11月份领了结婚证，尤其12月28号去了深圳，跟妻子有了这样的集体婚礼之后，突然各种对他负面，说他人性中另一面东西的东西就出来了，是不是破坏了我们心中的一个神，或者说破坏了我们心中曾经塑造的一个完美的形象，我们想当然地塑造的那么一个东西，突然发现不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拥有一种道德感的残忍，什么意思？我一直支持保护……(CCTV《新闻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