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曼决心去寻找一种期待已久的问心无愧的生活。2月16日下午，他套上件夹克衫，把一箱“湾仔码头”牌手工水饺挟在胳膊底下，向国家工商总局出发。
出门时，怀孕7个月的妻子在身后，他没怎么回头，只扔下一句，“放心吧，没事。”可是当他站在国家工商总局的灰色台阶前，脚步变得有点迟疑，嘴唇也有些哆嗦。
门卫拦住了他。“我来自首。”他的声音含混不清。
在大门一侧的上访接待办公大厅里，满屋子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这个没精打采的年轻人来到接待窗口，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
“我来自首，检举自己和他人制作、销售假冒伪劣的水饺和冰棍。”他像在背诵一篇文章。这句话在纸上或口头上演练过很多次，每一次他都在想，会得到怎样的回答。
现实里的回答是：“那你应该去公安局。”再问一遍，还是相似的答复。
自首的第一步受挫了。刘曼迈着大步在接待大厅踱来踱去，一会儿掏出手机，一会儿又装回口袋里。他脑袋上冒出了汗。旁边，一个拾荒者用同病相怜的目光看着他，试图和他一起抱怨一下，他也没有听见。
要不是拿着登记表的工作人员前来接访，这个下午，刘曼带着他那箱速冻饺子和一颗赎罪的心，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
“卖你的吧，新闻里都不播”
在接待室里，刘曼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里面装着几袋伪造的“湾仔码头”水饺，猪肉韭菜馅儿。还有一份沾满油灰的通讯录，和两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开本子，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刘曼的生活轨迹。
第一笔数字出现在2006年年底，梦想寄托在小小的冰棍上。这一年，一无所有的湖南男人刘曼在北京混迹了4年后，开始替一家郊区冰棍厂销售“大红果”冰棍。
赚的都是辛苦钱，他从工厂里批发，再出售给北京各地的“二批”，由二批分售给大大小小的超市和商店。一开始，这个二十来岁、充满梦想的年轻人蹬着自行车到处送货，每箱赚一到两元的微薄差价。每天很晚回到家里，屁股都磨破了，还满足地记下每一笔收入。
数字在2008年出现了一次飞跃。年初，他试图向刚认识的郭姓同行“吹牛”，说自己一年能赚6万元到8万元。那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男人牛气冲天地嘲笑了他：“一年？我们一个月都不止赚那么点。”
刘曼至今记得，自己当时突然“心呼呼直跳”。
从此，“二号”登上了刘曼的账本。“二号”是假货的代名词。一入行，那个人就教他规矩：不能直接说“假货”，要说“二号”，否则大家都知道你是个新手，送的货没人敢要。
另一个规矩是，必须据实告诉二批，货是假的，大家分摊利润。
一开始，他向几个老客户推销“二号”，有些难以启齿。这个自认“一向行为正派”的年轻人，尚爱惜自己的名声，“毕竟，我的名片上印着营销总监的头衔”。不过，3月的一天，经过再三犹豫，第一笔假货生意在电话里谈成了。
“也许你能理解我的生存压力。”如今面对记者，刘曼喝了点啤酒，试图让别人理解他的选择：农村出来的孩子，中专毕业好几年了，他需要一种“成功”来给父母交代。
从某种意义上，他获得了成功。假货销量激增，卖得最快的是蒙牛小布丁。此外，蒙牛的“绿色心情”、伊利的“巧乐滋”也广受欢迎。19元一箱进来的货，26元卖出去，销量很好，因为真货的进货价高达每箱32元，批发商都不喜欢。
每种“产品”都有专门厂家提供，包装以假乱真。有时候，送货路上口渴的刘曼也会随便剥开一根塞进嘴里，发现“口味好、绵软度适中”，一点不比真货差。
“别干这个了，风险太大。”偶尔，也会有熟悉的客户这样劝他。6月里的一天，有个司机往上海送货时，碰见查货车的执法队伍。司机撒腿逃跑，车上装着的“二号”伊利“巧乐滋”和蒙牛小布丁暴露，老板因此被捕。
他们惊慌了一段时间。不过，新闻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这让大伙放心了不少。“卖你的吧，新闻里都不播。”一个同行用这句话，鼓励刘曼继续干下去。
随着8月的临近，他认识了新的合作伙伴，生意也越做越大，有时候是500箱，有时候则接近2000箱。
刘曼的生活改变了。他开了自己的超市，买了一辆二手金杯车，还认识了妻子。就在他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妻子也怀孕了。
不过，他的生意一直瞒着妻子。在自己开的超市里，所有冰棍都来自正规厂家，没有一根“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