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公司招聘要求女职员能够容忍客户性骚扰 中新社发 葛生摄
北京拟规定：单位不处理性骚扰问题将连带赔偿
“这些地方法规都对性骚扰的界定比较具体，但对于实施了什么样的行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还是没有具体规定。当然，这也是因为地方法要受到上位法的限制。”李莹说，即便是地方条例对性骚扰进行细化规定，相关诉讼在立案时仍然面临困境。以“京城性骚扰第一案”为例，该案并不是以性骚扰为由立案，而是以侵权纠纷为由立案的。
性骚扰一直是公众关注的话题，职场性骚扰则是上班女性最头疼、最难以启齿的隐疾之一。据北京市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有超过70%的人受到过性骚扰。而来自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热线服务中心的调查表明，女性遭受性骚扰50%来自于工作场所，受骚扰的“重灾区”是30岁以下的未婚女性。
12 月2日，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就修订《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下称“办法”)向社会征求意见。“办法”规定，单位未建立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措施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办法’中最大的亮点，也是一个重大突破。给用人单位增加责任，可以降低女性在职场中遭遇性骚扰的可能性。”12月11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副主任李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维权成本高大多数性骚扰受害者选择沉默
李莹向记者讲述了她作为代理律师曾办理过的两桩案件。
2005 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决定，首次将性骚扰写入法律。第二天，北京一所美术学院的一名女模特将该校一名学生诉至法院，称对方在画室借机对自己进行不轨行为。这桩后来被称为“京城性骚扰第一案”的案件，以庭外和解而告终，被告向原告赔偿了6000元精神损失费。“当事人顾虑重重，社会的不认同、不理解迫使她选择了庭外和解。”李莹告诉记者，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受害人取证不足、司法解释不明确等因素，真正进入公众视野的性骚扰投诉案例少之又少。“性骚扰诉讼败诉会引起负面的、消极的影响，公众的不宽容、不理解，往往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有人甚至遭到打击报复。”
重庆女教师性骚扰案被称为“中国反性骚扰第一案”，当事人文静(化名)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2005年11月18日，重庆女教师文静状告所在学校校长长期对她进行性骚扰。性骚扰的指控最终没有成立，文静败诉。李莹告诉记者，在一审败诉、终审也败诉之后，文静重新回到原来的学校任职。对于周围人的目光，她故意视而不见，但最终无法逃避情感上的重创。文静与丈夫离了婚，如今，拖着病体的她只能一个人重新面对生活。李莹指出，“维权成本高往往使性骚扰的受害者选择沉默，不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不管是京城模特案还是重庆女教师性骚扰案，在推动反性骚扰立法方面都有重要意义，但案件本身对当事人的后继伤害却不能完全消除。”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丁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性骚扰很普遍，危害也很大，但真正敢于站出来讨公道的人却为数不多。
取证难
现场没有目击者，即使有目击者，对方也不愿意作证
“ 取证难是大多数性骚扰案件败诉的重要原因之一。”丁娟告诉记者，证据问题历来是办理性骚扰案件的一个瓶颈。性骚扰本身涵义广，语言、行为、图像等都有可能构成性骚扰，更为重要的是，性骚扰现场没有目击者或是即使有目击者，对方也不愿意作证，这些因素导致当事人取证困难。
李莹在介绍重庆女教师性骚扰案时说，受害人文静向法院提供了19条被告校长发给她的暧昧短信作为证据。由于对方同时提供了文静的回复短信，从发送信息的内容看，文静并未表示反感和拒绝，法院以此认定这些短信不能作为认定性骚扰的充分证据。
与之相反的是“京城性骚扰第一案”，当事人的维权意识和相关部门的介入都非常及时，基本上不存在取证难的问题。而在被称为“国内首例性骚扰判刑案”中(详见相关链接)，受害人被抓伤痕和自述、同事证人的证词等，共同构成了一套较完整的证据链。警方在现场的及时介入，使得这些证据很好地得到记录和保存，这也是该案胜诉的关键因素。“这两起案子中当事人的做法值得其他遭受性骚扰的女性借鉴。面对性骚扰，除了勇敢说‘不’，更重要的是要采取措施保全证据，以便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李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