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蔡荣是在一个200多平方米的商住两用的楼房里，杂乱的办公桌前堆满了各种空白的票据，大多都是已经打印好了的空白借据。这位“资金倒爷”一天都忙着接电话。“我将短期借贷的利率调高到3.5分，就这还有很多人要借，年底这个需求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做企业变成做钱庄
同大多数“倒爷”一样，蔡也有自己的生意，他在温州经济开发区有一个200人的工厂，每月创造着300万元的利润，一直以内销为主的厂子受今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大，所以他现在有更多精力投在“钱庄”的业务中。
蔡荣很大方地承认自己现在正在做的正是“钱庄”，但他说一开始做的并不是这个。据他介绍，在初期，他手上有一部分闲钱是生意伙伴们为了解决各自企业资金周转问题，当时大概有2000万元，合伙人当时有6个。这笔钱交给他做，是因为合伙人认为他当时有个厂，效益还不错，即使资金收不回来，至少他还有一个厂可做抵押。
“钱都是大家自己拿出来的，但当初，钱并不外借，我们有个内部协议；在一定时间内，这些钱都是集中提供给需要钱的合伙人使用，并支付约定的利息，这相当于一个互助的形式。”蔡荣称，但当合伙人企业度过了早期发展阶段并运行正常以后，内部就出现了大批闲置资金，而这些互助资金对合伙人的意义相对下降，同时又由于温州当时社会资金需求很大，因此我们就商量将原先用于内部互助的资金向外放贷，并采用类似于银行信贷的管理体系，于是这个地下钱庄便随之出现，一眨眼，做这一行已经有12个年头了。
蔡荣称他的盘子最大时，一年放出去的资金有1亿元，一年保守收入是几百万元。浸淫此行多年，蔡荣有一套自己的生意经，开始做钱庄后，他的上家跟以前一样都是和他一起闯荡的一些生意伙伴，因为做这行有些年头了，所以有更多的生意伙伴们很放心把他们手上的一些闲钱交给他去打理；没有资金可借的人，会在适当的时候，给蔡荣介绍几个“上家”或者“下家”；那些做生意暂时缺钱周转的小老板，自然也就成了他的客户——“上家、中间人、下家”，这基本上形成了蔡荣的“生意圈”。
蔡荣称，上家自然是有闲钱的富人。“有些人，本身自己没钱，但依靠房产从银行获得了贷款，或者向别人融了一部分资金，然后再叫我来‘放贷’，这样的客户我是不做的。”蔡荣说，“至于‘下家’，基本都是熟人，或是熟人介绍的，自动找上门的生人一般不借，即使借了利息也会很高。”蔡荣说，做熟人的生意，自己觉得风险可控，“至少我能了解，这个人平时信誉如何，生意经营得如何。”
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做成的第一笔生意：温州当地一位在迪拜做外贸的客户，急于购入当地20多个商铺，苦于没有资金，找到蔡荣，想到当时很多中国人在中东投资地产，于是蔡荣拿出1000万元，为此，他还陪同客户一起中东考察。三个月之内，该客户将商铺转手倒卖给温州、义乌一带的商人，商铺转手成功，蔡荣也取得了开门红，“康庄大道”由此开张。
一天放出1000万
蔡荣的公司不属于在工商局注册的担保公司，而是冠以某投资咨询公司之名。在蔡荣的办公室里，《中国经营报》记者体验了他工作的繁忙，其中不少客户的资金需求都在百万元以上。
上午10点左右，蔡荣接到一位叶某的电话，对方说要借100万元，蔡马上就跟另外一个朋友章某打了电话，很快，章某回来电话，说钱已经转到他的户头上了。随即，蔡荣便嘱咐手下工作人员把这笔钱再打到叶某户头上。该交易前后用了不到半个小时，而其中没有履行任何担保、借据手续。正在记者担心之际，蔡荣告诉记者，借钱的朋友在广东开厂，也是温州人，100万元借款是用于周转银行的利息，而章某则是他的老“银主”了。“需求不是很大，又都是熟人，所以没必要走这些程序。”蔡荣介绍，“但绝大多数放款都是要履行相关手续的，也不是所有的需求都会满足。”记者在蔡荣办公室里待了3个小时，其间蔡已经拒绝了5、6例借款需求。
蔡称，一般他们从上线那以2～3分的月息“进货”，然后再以3～5分的月息“出货”，从而赚取利差。“也不能把利息定的太高了，否则风险就大了。”
蔡荣表示，按照央行规定，借贷利率高于法律允许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3倍的为高利借贷行为，而按照国内银行现在的利率，折算下来月利率不过0.5%左右，月利5分，则是国内银行利率的10倍。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以叶某的这笔借款为例，他是以2分的利息从章某那里借到钱的，然后再以2.5分的利息借给叶某，其中再抽取0.5分利息作为自己的佣金。
记者在蔡荣办公室短短3个小时里，他已经接到了近20个“筹钱”电话，“大多不能做，能做的也只有5、6单，也都在10万到500万元左右。”据他介绍，这些需求里面大多都是短期融资，很多是企业主，因为年关将至，大多都缺钱，他预计他今天能放出去1000万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