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郭晓晓还是要离开学校。万般无奈之下，郭爸爸想出来个办法，让女儿站在教室外面听课，“想着总能引起他们的同情心”。
这个登封市少林办事处王村庄的农民，从2000年起就到城里打工。他只能干些建筑工、三轮车夫和搬运工等“力气活儿”。如今，他靠开车拉货为生，每个月能挣上1000多元钱。
这也是他坚持让女儿上学的原因。“我不愿意孩子再因为没有文化受苦了。”这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男人再三强调说。
从9月17日开始，郭晓晓开始了另一种“上课”方式。她照例每天6点钟起床，穿上爸爸买的廉价橘红色运动服，走路到滨河路小学上课。唯一不同的是，她始终站在教室外面。
由于窗户被钢条封锁，郭晓晓只能透过一个个“窟窿眼”听课。有时候需要做笔记，她就把本子按在墙壁上。每天，她还会记下拼音作业，然后回家完成，只是从来没有机会交给老师看过。有时候遇到发卷子，她就央求母亲跑到学校来要。
晓晓最喜欢语文课和数学课。她还记得一次上语文课，老师问到“问”字的拼音是什么的时候，她还下意识地举起了手。
“但没有人点我的名。”郭晓晓低着头说。她显然并不愿意回忆往事，常常撂下一句“不知道”来回避。
但多年来，这个女孩已经隐约察觉到自己和其它孩子的不同。在幼儿园的时候，每周五都有个名叫“小朋友做天使”的游戏。担任小天使的同学，可以坐在教室的第一排，还可以管教别人。但这项特权只有掏钱才能享受。
可郭晓晓从来没有为此向父母抱怨。10月18日这个傍晚，她边在灶台上添柴，边懂事地说：“爸爸工作很辛苦，有时候给人拉垃圾要11点多才回来。”
这个有些早熟的孩子，起初并不习惯站在外面，原因之一就是同学们的异样目光。“你学你的呗，看我干啥？”她情不自禁地埋怨。
据说，一个小男孩每天都会过来踢她一脚，原因是“你为啥天天站在外面”。班上的女同学也会不经意地冷落她。有人还捏着鼻子对她说：“你真脏，不洗澡。”
每每听到女儿看似无心地讲述这些故事，郭妈妈就会心疼地掉眼泪。这个农村妇女有时候把孩子送到学校，常常发呆一样远远地望着女儿的背影。还有一次，她发现女儿耳朵红肿，原来是被看门大爷揪到了学校大门外面。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你想想，谁不心疼孩子呢？”她在附近的一条街道打扫卫生，每个月收入不到500元钱。
于是，她也会狠下心来教育女儿：“下次再有人让你走，你就说你们不让我进教室听课，难道站在教室外面也不行吗？”
郭晓晓就这么听话地站着，直到10月13日那天。有人向当地媒体反映，看到一个学生站在教室外面听课，怀疑是教师体罚学生。在被媒体曝光之后，她这才结束了21天的听课经历。
许多人用“愤怒”和“悲哀”来表达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一位网友还建议把这幕场景写入共和国历史，理由是“真实见证了农民工曾经经历过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记录历史进步的艰辛和不可逆转。”
这让登封市教育局始料不及。他们始终把这对父母的无奈，归咎于自我造成的事故。一位申姓的局长反复向记者强调，由于家长缠得校长没有办法，才勉强让孩子入学。而让孩子离校的做法并无过错，只是，“处理方法有些问题”。
曾有人当面问这位局长：“如果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能忍心看着她在外面站那么多天吗？”
但申局长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复强调“没有向上级汇报”等等。他还透露，这位赵校长已经于上周五递交了辞职申请书，可见，“已经认清楚了自己的错误”。
而郭爸爸则开始担心另外的问题。常常有熟人警告他，这样对外曝光，小心明年教育局为难你，还不让你孩子上学。
因此，在采访中，这位父亲显得格外谨慎。他拒绝透露妻子的名字，以及和自己工作有关的任何细节。他只是反复地说：“你就看之前的报纸就行了，上面说得很详细了。”
这些发生在大人之间的故事，郭晓晓并不是很清楚。如今，她被安排到登封市一家幼儿园读书。每每遇到记者，她最爱说的话就是：“我爱学习，我想上学。”
在那漫长的21天里，她始终孤零零地站在教室外面。背着一个咖啡色的书包，拿着铅笔在本子上画来画去。偶尔地，也会有个被罚站的小朋友，在外面陪伴着自己。
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下课铃声响起。自己终于可以自由地出入教室，或者和小朋友在操场上玩“丢手绢”的游戏。
但她依然记得，在“罚站”的某一天里，别班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老师，曾经让她进教室听课，但只能坐在最后一排的位置。那张课桌又脏又旧，远不如自己原来的那张。
(为保护未成年人，本文中的“郭晓晓”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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