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拆之后引发悲剧
因投诉无望，2008年5月2日凌晨5时许，高祥玖的叔叔高家丰在黄坝乡政府门前的电线杆上自缢身亡。高家丰死亡后，立即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颍上县组成的工作组与马文献、沈寿忠同高祥玖及亲人进行协商，赔偿房屋损失及高家丰安葬费50万元，由毕德红先付给高家丰5万元丧葬费，余款45万元在高家丰火化殡葬后一次性付清。马文献安排沈寿忠筹款。5月4日，马文献、沈寿忠、郑田礼被停职接受调查。
据张海秀回忆，2007年6月，乡里决定要对黄坝街改造，要对她家的房子进行拆迁，乡里郑田礼、村干部、开发商毕德红到她家里协商，因其家有10间房屋，且地段很好，所以就提出在原来的位置上给她一套房子，另外在其他地方再给一套房子，开发商毕德红不同意。毕德红要在洼大路的地方给她两套房子。由于那个地方距离街道远，不能做生意，她不愿意要。其间多次协商不成，她也托人跟毕德红商量过，毕德红不同意。后来就有人威胁她，如果不扒房子，要逮她的大儿子高瑞元。她没有把这话当作一回事。她认为她的要求并不过分。
有一天，村委会主任黄国林送给她一个房屋评估的本子，说她的房屋评估7000元钱，她不信。因为她的房屋当初盖起来时，光砖瓦钱就不止7000元。她说：“评估这么少，当我是傻子呀！要是他自己的房子，你看他会不会评估7000元？我又将这个‘评估的本子’送给黄国林，黄国林讲‘人家来人你不扒，他们找我们，我担不了这个责任。’我讲‘有人给我签字，我就扒，谁签字我就找谁要房子。’从此以后，乡、村干部、开发商毕德红再也没有找过我。”
就在强制拆迁前一段时间，乡里曾经通知过张海秀，说她家的房屋评估价值8万余元，让她去领款交房。她觉得评估的价格不公平，迟迟没有去领款。
说起当时强拆的事，张海英依然很气愤。她说：“2008年4月24日上午，我正在地里干活，黄国林、黄树宣、黄国超找我谈扒房子的事，我说拆迁没有协商好，我不能扒房子。我与他们3个人回家后，看到郑田礼、村支书黄孝道和两委班子成员及毕德红，还有10多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及邻居，都在我家门前站着。我进屋后，黄孝道、黄国林等几个人又与我谈，我说你们又没有给我钱，又不给我签字盖章，我不同意扒房子。我看见黄孝道、毕德红手一挥，我被几个不认识的外地人连拖带拉，架到吕淮河家门沟边，另外几个陌生人将我大儿子高瑞元架走，十几个人看管着我，不让我回家。大约下午3点，看管我的人走了。我就往家赶。一看房子全被推倒了，我一下子就气晕了。”
迟来的懊悔引人深思
张海英说：“我家的房子是1997年建的。当时在老宅基地上建两层房屋，下面6间门面房，上层4间，高家丰自1997年建好新房后，就一直住在我们家。2007年他虽办理了‘五保户’手续，但仍与我们一起生活。扒房子当天，高家丰被拖到黄坝街南头，高瑞元被拖到吕店东头，小孩被留在学校。根本不让我们呆在扒房子的现场。”
这件事让张海英全家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尤其是高家丰，黄坝街上的人都笑话他，说他家几辈都住在那儿，现在房子让人扒了，一大把年纪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邻居们的话让他整天唉声叹气，自己一个人拄着拐杖总在老房子跟前转悠，还自言自语地老是说他不想活了，谁知道他说的竟然是真的呢。
张海秀的儿子高祥玖告诉笔者：“房子扒掉后，我和母亲到乡里告状，沈乡长接待了我们，让我们自己去与开发商商量，我们气得和沈乡长吵了起来，我要求给我家两套房子，一套在黄金地段，一套在电影院旁边，乡里没有答复。后来马书记把我叫到乡里，再次协商。我们全家都没有答应。房子扒掉后，开发商和乡里都没有给我们家安置，一连七八天都没有人理会我们。我母亲和几个孩子都住在黄孝武的铁皮房子里，我叔高家丰与我哥从老房子处搭个窝棚居住。我借住亲戚家。”
案发后，马文献才感到懊悔：“就怕强制拆迁会出事，结果还是出事了。还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啊！”
马文献等人身陷囹圄，给我们广大的基层组织工作者敲响了警钟；马文献的懊悔再次告诫基层领导干部，要不断地提高依法办事的水平和执政能力。（雨山前 吴琼）
